汉代玉璧
我国的汉文化承袭先秦，汇集南北，形成和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与符号。汉代的玉器精美瑰丽，蔚为大观，在中国治玉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至于当今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时候，不得不以崇敬的心态和仰视的目光，来欣赏2000多年前的两汉时期，留给我们的无比丰富的绮丽瑰宝。
汉代玉器在玉文化历史中具有的突出地位
“汉玉”是高古玉器与古代玉器的分界点，具有着玉文化历史的“里程碑”意义。这首先源于汉代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所独有的作用与地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型于汉代，两汉时期400余年的历史，奠定了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基础，使汉文化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符号。其次，汉代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儒家的学说，丰富了汉代玉器的内涵。再次，汉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中原同西域的交通往来频繁，大量精美的优质玉材源源不断输入。最后，汉代经济发达，社会安定，能工巧匠雕琢出工艺精良、种类繁多的玉器，仅品种就多达7300余种，在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由此，“汉玉”形成了中国玉器史上发展的高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地处华夏远古文明两河——长江、黄河两大河流之间的古城徐州，具有悠悠5000多年的历史。这方水土山川形胜，物产丰富，这座历史名城古韵悠远，独具魅力。徐州不仅是楚汉相争的定鼎之地，也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汉文化的发祥地。至今留有为数众多、极富品位的汉代文化遗存，精美绝伦的玉器便是其中璀璨夺目的瑰宝。
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发掘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闻名全国的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二千余件，同时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不仅玉质好、雕工精，堪称“巧夺天工、精美绝伦”(杨伯达语)，器种有杯、卮、璧、璜、珩、戈和各种玉饰珍品。该发现被列为1995年国家十大考古发现，荣获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批出土的玉器被誉为“天工汉玉”，反映出汉代楚国制玉业已十分发达，代表了我国汉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现藏于徐州博物馆的汉代玉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全。馆内辟有国内唯一的汉玉专题展室;有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用料最为上乘、工艺最为精美的金缕玉衣;还有玉棺、玉豹等稀世珍品，令人叹为观止。
综观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一是数量丰富。已经发掘的徐州汉代王侯贵族墓葬几乎墓墓有玉，仅1995年的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便达200余件套，占该墓文物的十分之一;玉衣可以说是“汉代独有”，目前全国各地出土汉玉衣53件，徐州就有12件，占全国出土总量的22.4%。二是品种繁多。组合完整的丧葬用玉、规整肃穆的礼仪用玉、琢磨精致的装饰用玉、丰富多彩的生活用玉、纹饰华丽的玉质兵器、栩栩如生的玉质动物、惟妙惟肖的玉人，汉代所有玉器品种几乎应有尽有。三是质地优良。在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中，最为受人尊崇的新疆玉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的玉质坚硬，色泽温润如脂，用这样的材料雕琢出来的玉器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四是雕琢精湛。许多王侯墓出土的玉器，其工艺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们设计巧妙、线条流畅、底子平滑、转折有序;既有线雕、浅浮雕，也有圆雕、透雕，特别是钻孔、抛光技术，技艺的精湛令人扼腕赞叹。
徐州“汉玉”的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
其一，代表了中国汉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如前所述，徐州出土汉代玉器从整体上来说数量多、品种全、质地好、雕琢精，有一部分为目前全国最好。全国仅有两套玉棺，一为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由192块青玉版组成，镶贴于木棺内壁;一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出土时有1781片青玉版，复原后达2095版;两相比较，后者体量庞大，装饰华丽，做工精细，当为中国之最。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金缕玉衣时代最早，不晚于公元前154年;使用玉片最多，达4000多片(一般玉衣2000多片);玉质最好，全部使用新疆和阗青白料加工，玉质温润;工艺最精，玉片表面光洁度高，四边倒棱，小而薄，有的不到l平方厘米，厚度仅0.1厘米。该玉衣被中国社会科院考古研究所卢兆荫研究员评价为“目前发现质量最好的玉衣”。
楚王墓出土玉璜九十余件，如此数量，上海博物馆马承源研究员认为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发现”，其中的龙纹玉璜则被称为是“独一无二的国宝”。其他汉玉如雕花玉卮、龙虎玉戈、玉豹、玉兽、玉枕、玉璧无不代表了各自品种的全国最高水准，成为具有艺术、科学和历史等多重价值的结晶。从内容美、形式美、时代美的角度看，徐州汉玉代表了中国玉器艺术最高水平;和阗玉摩氏硬度在6-6.5，钢铁为摩氏5.5-6度，从切割难易程度来说它反映了我国汉代最高的技术水平。
其二、说明了西汉楚国制玉业的存在状况与发达程度。徐州汉代玉器水平极高已为学术界公认。关于玉器的制作地点，长期以来难以说清，有人认为多数来自长安皇家国库，近年来徐州汉玉的出土对此提出了质疑。在徐州地区，不仅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北洞山楚王墓、小龟山楚少墓、东洞山楚王墓、韩山汉墓、火山汉墓、拖龙山汉墓、后楼山汉墓群均有许多精美玉器出土，白云山汉墓还出土了玉料、半成品玉器，证明了西汉楚国玉器作坊及优秀制玉匠师的存在，说明了西楚国制玉业是相当发达的，可以说徐州出土汉代玉器主要是楚国诸侯王作坊制作的，从而为我们研究西汉楚国史、手工业发展史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其三、进一步验证了玉器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工具”。中国史学家历来既重视文献资料，也重视文物资料，不过人们在运用文物资料时，更多的是运用陶器和铜器。对此，1999年香港著名古玉器研究学者杨建芳先生就著文《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种新工具——玉器》，提出“玉器是否也能像陶器、铜器那样，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种工具”的课题，然而，由于出土少、研究成果小、认识浮浅，这一课题的进展步履蹒跚，所举事例多囿于为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近年来，徐州汉墓出土了大量玉器，不仅补充了宝贵的文物资料，而且，其初步研究成果也正在验证杨先生的真知灼见。例如研究证明随葬玉器是身份的象征。《后汉书·礼仪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徐州汉墓出土玉器多与这一记载相吻合，狮子山楚王墓甚至出现一墓之中楚王用玉与属下用玉等级分明的情况，证明玉器的随葬情况应该是判断墓葬等级、墓主身份的依据与标准。据《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称，该墓被盗于西汉晚期至王莽篡政期间。盗墓者耗费极大气力进入了墓室，然而价值极高、数量很大的玉器却无人问津。徐州韩山汉墓、拉犁山汉墓也有类似情况。这些进一步说明玉器在当时是身份的象征，盗掘者不敢随便取用。再例如研究认为随葬玉器的减少是受到中央政府奖惩的标志。参与“吴楚七国之乱”的宛朐侯刘艺、楚王刘戊叔侄二墓葬整体情况极不相称，说明玉器随葬状况是受到中央政府的奖惩标志。在这里，徐州汉玉让二重证据法又一次熠熠生辉。
其四、补充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历史。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交通与贸易的最高成就。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139年-前126年;前119年-前115年)之后。通过丝绸之路由东向西运输的物品主要是丝绸，而向东去的货物则有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羊毛、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等。徐州出土大量汉玉，对上述成论提出了质疑与补充。
徐州汉玉中精美的新疆和阗玉占有很大比例，就楚王陵而言，“墓主用玉全部系新疆和阒白玉(还应有黄玉、青玉)和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出土的碧玉”。一个诸侯王便随葬了如此之多的新疆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丝绸之路大宗贸易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物品，通过这条友谊之路已有大量的美玉千里迢迢流入中原及东部地区。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有刘郢(亡于前175)与刘戊(亡于前154)两种说法，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该墓的下限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几十年在这条贸易通道上已经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换。徐州汉玉向我们提出了丝绸之路到底何时形成，贸易内容究竟包括什么物品等问题，这些要求我们站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