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时代至魏晋南北朝，是玉器由始创至成熟的时期，玉的内容无不与神灵和礼仪有关。第二阶段从隋唐至明朝，玉摆脱了先前的神秘色彩，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被赋予新的含义。第三阶段为清代，代表古玉器制作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新石器时期玉器
石器时代早期，玉和其他石材一样都被用来制造生产、生活的工具。这是一个玉与石不分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许多玉制品与玉饰品，证明这时的古人已认识到玉与石完全不同的作用和美感。
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玉凿、玉斧、玉锛和匕形器等实用工具，与玉环、玉坠和玉珠等装饰用品。而在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装饰玉器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有玉玦、玉璜、玉镯和玉璧等，这表明玉器从实用工具向装饰制品的转变，体现了古人审美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标志着玉器时代的到来。
公元前3000年前后，玉器工艺终于从石器加工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门类。根据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上留下的制作痕迹，专家们推断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能够旋转的玉器加工工具——砣机。日趋完善的玉器加工技术和专业琢玉工具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原始玉器艺术的发展。
该阶段玉器的产地分布也非常广泛，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认为：“北起内蒙古赤峰市，经过辽南、山东、江苏、浙江，南迄广东曲江，构成了一条弧形玉器带。这里是我国原始社会玉器工艺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崇尚玉器的部落成员琢磨的玉器，足以代表当时玉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迄今，已发现玉器遗存的文化有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东北地区及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石峡文化、卑南文化等。红山文化玉器红山文化分布于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吉林南部的辽河流域一带。距今有5000~6000年的历史，是在同一地区的查海文化和新乐文化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而命名，是新石器时期玉器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红山文化玉器有十多个品类，可以归纳为器具或嵌饰、动物或祭器、佩玩器等三大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即北方民族质朴、浑厚、豪放的品格。当时的人们已熟练掌握玉料的开片、穿孔、琢纹、抛光等四道工序。最独特之处是，用牛筋带动解玉砂磨琢玉器。玉人、玉猪、玉龙、玉鹰等都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
其中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于内蒙古三星他拉村遗址出土。玉龙整体形如字母“C”，高26厘米，通体墨绿色，略带黄棕色斑点，龙身无任何纹饰。龙首较短小，龙吻紧闭前伸微翘，龙眼突起呈梭状，玉龙颈背处有一长鬣，长鬣尾端宽大并顺势向外上卷弯曲，内卷的龙体给人以腾飞的动势，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和艺术上的张力。
龙体中部有一个小孔，若穿绳悬挂，龙体首尾的底端则正好在同一水平线上，可推断出小孔的位置在加工前是经过精心设计才定位的。玉龙整体雕刻技法娴熟，通体光洁，活灵活现，呈生气勃勃之态，反映出当时高超的玉器雕刻工艺。红山文化的玉龙享有“中华第一龙”美誉，意义非比寻常。
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分布在整个太湖流域，年代约在距今4200~5300年之间。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少许刻纹，所饰纹手法有单阴线、浅浮雕和镂雕三种，纹饰主要有直线弦纹、云雷纹、鸟纹、神人纹和刻符。
夏商周时期玉器
夏代王器使用尚不管遍，类型单一。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复代玉器多是刀、戈、璋、圭、徽、矛等长且度大的防身工具或武器的形态，器物呈扁平状，大多素面，仅边沿处有少量单阴线纹饰。总体来说说，夏代玉器只是礼仪用具。商周时期是中国玉器艺术的成长阶段。
与夏代相比，商代玉器使用范围扩大，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商代早期玉器秉承夏代玉器的特点，数量也较少，造型简单，零星纹饰，如直线纹、兽面纹。主要有兵器和装饰品，如玉璧、玉戈、玉铲、玉凿、玉璋、玉璜、玉蝉等。商代后期是中国古玉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仅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随葬玉器就达700多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制作之精，均令世人瞩目，充分展现了商代玉器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殷商玉器，可分为实用与非实用工具、仪仗器、礼器、佩饰、实用器皿、人神鬼怪器、像生动物器、插嵌用器等8类。前两类走向衰微。
礼器的数量和精美度大都不如良渚文化时期，而唯独璜不仅数量多，且器形和纹饰大有变化。其他五类玉器为殷商时始创。殷商时不仅已首次使用和田玉，而且也首次使用金属铊具琢玉。殷商时期玉器特点较多，简单地说，常用双勾线，以“臣”字纹作为人和动物的眼目，器边缘多切割不规则呈脊牙头状，像生器纹饰写实，龙双角呈酒瓶状等等。
西周时期玉器基本承袭了商代后期的玉器遗风，亦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如器形出现扁平梯形佩，玉面罩及玉剑把。纹饰出现一线一斜的双勾组合，“臣”字形眼角处加饰延长线，纹饰主要以神秘色彩很浓的神灵为题材，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以礼天地各方的玉器礼制化于这一时期得到完备，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玉器发展的繁荣阶段，用玉数量惊人，究其原因，一方面，诸侯争霸带来的社会大动荡使得“礼崩乐坏”，玉器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名门贵族，而扩大到普通百姓；另一方面，“君子比德于玉”，以玉比德，将玉道德化，提倡佩玉制度化，出现了一系列礼仪用玉。
玉器的功能从装饰到礼仪祭祀，发展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道德观念的载体，扩大了玉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春秋是自商周玉器向战国、汉魏玉器大转变的过渡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品类有明显变化，西周时仍有仿工具、武器形的玉器，而在春秋时几乎消失；六器中除璜以外，其他五种相继衰落。春秋时还出现多种前所未有的新器物，如玉带钩、玉剑饰。春秋中期以后，商周双勾线装饰被形小而密、界线不清、头尾交连的“寄生虫”纹所取代。
战国是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划时代的转变时期。此时玉器用料90%均是昆仑山系玉。品种大增，主要有礼器、佩饰、实用器具和葬玉等四大类。新创品种很多，如出廓璧、耳杯、玉灯、玉玺等。数量和形式都有很大进展。最突出的变化是纹饰，如极富装饰美的谷纹、卧蚕纹、蒲纹、云纹、勾连云纹、网纹、绳索纹等成为此期玉器上的主流纹饰。“S”形龙成为玉器的主要形式。
作为服装佩饰的组玉佩,以组合搭配多样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玉器艺术的一大特色。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佩挂饰，长48.5厘米，宽8.5厘米。用活环将16节玉饰串在一起，可以折卷、装卸，是战国时期玉饰环节最多、纹饰最繁复的一件。上雕有龙、凤、蛇纹等，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为底纹，纹样极为精细，技法上将透雕、浮雕、线刻、活环融为一体。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玉器秦代玉器出土不多。于今西安市秦阿房官遗址发掘出土的琮、璧、圭、璋、璜、琥、蝉、佩等玉器，可能是秦宫廷用玉，应是目前秦代玉器的代表作。汉代，崇玉之风盛行，达到了“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境界。玉制品体现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和品德，成为当时最流行且最华贵的行头。
总的来说，汉代玉器是战国玉器的延续，尤其图案纹饰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而器类造型却有一定变化。在汉代玉器艺术中最为发达的是丧葬用玉。“以孝治天下”是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突出特征，完备的葬王制度在汉代玉器文化中最具特色，汉代甚至设立专门制作丧葬品的机构——东园匠。
汉代人认为玉器具有特殊的功效，它施覆于遗体各部位可以防止尸体腐化，祈求万古长存。！玉衣是皇室贵族死后随葬的玉质殓服，按照死者等级地位不同，使用金缕、银缕、铜缕等编织不同等级的玉衣。
总体上说，汉代玉器的特点是集新石器神秘、商代写实、战国装饰等于一体，意蕴深奥、制作精良，达到完美的境界和空前的水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不断，玉器制作呈现衰落景象，样式基本是汉代的延续。而数量、品种之少，选料、制作之粗也是前所未见。葬玉甚至用绿松石、青金石等替代品充当。
曹魏王粲创制一套玉佩，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才能使用，这套玉佩有蝙蝠形、飞碟形、梯形、半圆形玉佩、半壁形玉璜、带穿孔的玉环以及玉珠等，玉佩素面，未经抛光，成为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玉佩式样。
隋唐时期玉器
隋代，虽然时间仅38年，但玉器既有继承亦有发展，在玉器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如双股玉簪、包金片光素玉杯都是新形式、新品种，对后世同类器的发展影响重大。唐代玉器是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唐以前的玉种类多已消失，唯有佩饰和实用器皿两大类兴旺发达。玉佩中突出的新形器是飞天形佩。
“飞天”为佛教诸神之一，常作一仙女或童子形，手中持鲜花或宝珠，身披云带，束腰长裙，赤足，下托祥云，呈飞舞状。佩饰中另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玉带板非常流行，是一种“等贵贱”的礼器，二品以上官员佩用。
主要有方形、半圆形、圆首圭形三式，前两式称玉带板，后一式称铊尾，带饰多人物、花草、龙、狮等纹饰，多以现实为题材，生动逼真。玉制器皿有杯、盘、盒等，全是生活实用品，形式已演变为仿瓜果、鸟禽、花木的自然形态。唐代玉器的艺术风格，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以人物花鸟为新题材的玉器大量出现,生机盎然，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宋辽金元时期玉器
总的来说，这一时段的玉器是对唐代的继承和发展，但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特点有：最突出的变化是圆雕、镂雕和浮雕的增多，尤以多层或立体镂雕最突出；玉器上有意保留玉璞的皮色；沿用唐代表现动物羽翅和毛发的短平行线，在此期线条变长、间隔变宽；器物边缘及动物羽翅边缘常做细密有规律的锯齿状。
除玉带板继续盛行外，玉带钩重又兴起，还新出现玉扣环、玉环等。这一时期随着民间用玉渐多，玉佩饰逐渐出现世俗化倾向，如“连生贵子”、“连年有余”等佩饰；玉嵌饰增多，如帽顶玉饰或炉顶玉饰，兴盛于元代；新出现陈设用品，有的兼作文房用具；童子百戏题材的佩饰或把玩件增多。
实用器具的品种和数量渐多，如盒、碗、盘、杯、洗等，其中又以玉杯最具特色，形制多样，大多有耳柄；纹饰题材极为丰富，生活、自然、传说、神话等几乎都有，反映着特定的意义和伦理道德。由于历史的原因，宋辽金元各王朝前后交错在一起，玉器的时代风格特点相似，区别不大。
玉器数量上，两宋居首，金元次之，辽代最少；制作水平上，两宋和金最精，辽、元次之。在题材上，两宋着重吉祥含义的题材，而辽金元则喜用怪兽、猛虎、猎鹰、梅花鹿等。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女真族与蒙古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政权，玉雕作品多表现自然界的动植物，风格上有着明显的游牧民族特点。
金、元时期“春水玉”和“秋山玉”就是他们游牧狩猎生活写照的典型代表。以飞鹘擒天鹅图案制作的玉器统称“春水玉”；以山林猎鹿图案所作的玉器统称“秋山玉”。从整体上看，辽代玉器延续了唐代玉器的风格，金、元时期玉器则受宋代玉器影响较大。
明代时期玉器
明代是经历四百余年不同民族政权更替后由汉族建立的政权，因此明代玉器展现出恢复传统文化与变化创新的新格局。如明代再度流行唐代的隐起制玉技术，而宋元最盛行的立体和多层浮雕则相对减少。明代玉器的主要特色是：使用和田玉石料几乎达到100%;抛光莹润，外表多有玻璃质光泽感；常一面饰图案，而另一面不饰图案；玉带板与玉带钩数量大增，玉带板组合块数也由唐宋时的9~16块而增至20块一套。
整体制玉工艺粗糙，琢磨不精，人称“明大粗”。新创新内容：动物类有蟹、玉蟾蜍、玉蝙蝠；神仙类题材有寿星、观音、弥勒、罗汉、八仙以及麒麟等；器具类有执壶、瓶、笔、筷等；文房类有玉笔、玉笔架、玉臂搁等。明代玉器最大的特点是纹饰图案达到无所不包的境界，大多用复合形式出现的纹图内容，都以同音、谐音和借物组合成一定的寓意和典故，“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同时出现诗文配景的文字，多是五言和七言诗，皆用剔地阳文琢草书、行书、篆书。明代的制玉中心，主要在苏州、北京，“良玉虽集京师，而名工首推苏郡”。著名琢玉工匠以明代晚期的陆子冈最突出,他也是玉器史上唯一在所制器物上琢留姓名的工匠，至今仍有作品传世。
清代时期玉器
清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时期，使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玉器发展到乾隆时期，品种激增，宫廷用玉成为主体并形成规模和系统，玉器皿批量生产，陈设类玉器大量出现，除宫廷造办处如意馆大批量地制玉，还动用各地力量为宫廷制玉，宫廷用器进入鼎盛期。
在乾隆皇帝的推波助澜下，整个清中期社会盛行用玉藏玉之风。以乾嘉时期宫廷用玉为代表，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种类有册宝、典章、祭祀、陈设、文房、日用、佩饰、供器、收藏、镶嵌、恭进与赏赐等方方面面，名目繁多。清代宫廷玉器的艺术水准明显高于其他时代的原因为：一是大量宫廷画师与顶尖工匠参与设计、制作。
二是乾隆皇帝爱玉如痴如醉，写下与玉有关的诗就多达800余篇，玉器上多刻有御题诗或落有年款，特别是他给所有儿子起的名子都与玉有关；三是多以珍贵材料配以架座或托。
如此，而使玉器品味高雅、精巧绝伦，此为清宫玉器的一大特点。另一现象是大量外国进贡玉器流入，清朝时，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部分中亚地区的玉器被统称为“痕都斯坦”玉器，品种很多，制作精致。
其主点有；一是造型奇特，多星细形、叶形等植物状；二是玉薄如纸，体轻透明；三是装饰图素细存繁密，花叶纹满布器面；四是旅镇工艺精港复系，艳而夺目。乾隆非常喜爱并大量收，还用因覆玉的诗句。道光之后的消晚期玉部，造型雅工励便，溢施齿祥图素，一味粉饰大平，还解下首呈明显衰落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