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位列老北京工艺美术中的“四大名旦”之首
清代初期，南方玉器制作技艺更高，大型玉器需运到南方加工，但到了清末，名家荟萃，老北京已成全国玉器加工的翘楚，所谓“欲得精工，必得京工”，清末民初，“臭要饭的潘秉衡，大海茫茫何荣，小辣椒刘德赢，王树森赛孔明”四人号称“四大怪”，其中三人的绰号源于设计上极具特色，而潘秉衡是因为家贫，靠借钱赊账过活，加上他个性强，特立独行，因此得名。
传统磨玉非常辛苦，要坐在“水櫈”上，双脚像蹬自行车那样不停运动，带动闸陀，用沙子一点点磨蚀玉料，一天下来，衣袖、裤裆损耗最快，所谓“有女不嫁磨玉郎，三年两头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补了衣袖补裤裆”。同样一块玉，好的玉工能片出更多的料来，身价也因此看涨。
老北京人为何这么爱玩玉？
这其中有“君子如玉”的传统观念浸润，《诗经》中有“谦谦君子，温婉如玉”之说，汉代许慎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玉石经长期佩戴之后，受人体皮肤的影响，自身的光洁度等也会有所改变，古人认为这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
但真正掀起玩玉高潮的是乾隆。
乾隆刚继位时，励精图治，为改变父皇雍正时期过于刚猛、苛刻的作风，一度主张宽政，但孝贤皇后富察氏去世后，悲痛过度，加之当时朝野贪腐、涣散成风，转而刚猛任气，痛下狠手。到乾隆45年前，清朝达到了顶峰，经济繁荣，外患已绝，而乾隆因过度自满，转向好大喜功、追求享受。
此前乾隆为整顿吏治，对奢侈品之类不甚陶醉，收取各地进献的贡品也比较适度，每年三次而已，但随着年龄老去，贪欲渐长，在常贡之外，允许官员随时进贡，有的官员一年多达二三十次，乾隆亦不以为忤。为了面子，收受贡品时，皇帝也还是要高价回赠的，且回赠应比市场价格更高，可乾隆哪里去搞这笔钱呢？清代政府支出与皇家支出分开，于是，和珅建议，官员犯错，如无大碍，可用罚款代替免职，这笔罚款甚巨，完全充作乾隆私用。
有了钱，乾隆自然更热心于搜求珍玩，他储存了近1万块古玉，放在私密处，没事就去抚摩、赏玩，并给它们编目，评出优劣，终日不已。晚年荒政，以此为甚。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代官员到处搜求好玉进献，这自然刺激了玩玉的风气，虽然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累，带动了工艺进步，但总体上说，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