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在刚刚出现之时仅仅是作为生产工具和原始 的装饰品。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玉器时 代，玉器不只作为简单的实用性工具，而是转变成为维系全社会秩序和谐与稳定的专用工具。
在原始部落进行重大活动特别是重大战争之前， 都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由巫师作法，以玉事神， 上天的旨意通过巫师的语言或行为，传递给人们，并为大众所接受。巫教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活动，实质上来说并不是单纯为宗教而宗教的行为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宗教活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和社会需要。所以，宗教往往就成为一些权势人物的手段和方式，这些人物的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才是事神的目的。
巫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需求，千方百计地丰富和提高其事神的手段和方式，其事神的方法和仪式逐渐由低到高、由简至繁，使普通大众眼花缭乱，自愿听其摆布。在这些仪式中，巫采用了后世所认可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卜兆、音乐、舞蹈、文学、傩剧、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
这种“巫—玉—神”的系统， 已不是一种单一的宗教活动，而成为牵动当时社会诸多环节的总枢纽。三者的关系是以巫为核心，巫在母系社会晚期，随着向父系社会转变而攫取了宗教、政治等大权，成为统治的核心。玉作为“神 器”、“享物”的内涵也是由巫赋予并加以弘扬的，使其与巫术保持着紧密联系。
巫以玉事神并下达神的旨意，来维系全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这种统治模式象征着持有者特殊的权利和地位，标志着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社会时代的到来。
贫富分化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等级观念也随之产生。这种产量稀少、美丽耐用的玉器慢慢地就成为统治阶级专 门享有的器物，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为政治等级制度的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对贵族们使用玉器就有了详细的规定，如“六瑞”的使用规定为“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而且这些规范是以玉器的大小、形制来区分的，其中镇圭最大，桓圭次之，信圭再次，而地位最低的男爵则使用具有蒲纹的璧形玉器。
秦朝以后，玉玺成为了君权的象征。以玉为玺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代，乾隆皇帝的宝玺大多为玉制。 不仅玉玺如此，玉带也有了级别规定，唐朝曾明确规定官员用玉带的制度，《新唐书 · 车服志》记载：“以 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挎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 挎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挎十一。”可见，从 原始社会末期到清代，玉器一直是作为政治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器物而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