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周边，先后雄起了几个非汉族的政权，其中，北方草原地带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蒙古族建立的元，不仅骁勇善战，让大宋俯首称臣，而且其异彩纷呈的玉文化，也丝毫不逊色于大宋。
辽统治的中心，位于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考古工作者迄今在此发现了60余处出土玉器的辽代墓葬、塔基和窖藏遗址，出土辽代玉器约400件(组)，2000余件。其中，内蒙古奈曼旗发现的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是出土玉器最为丰富的契丹皇族墓葬。而金代玉器的考古资料，主要发现于女真族龙兴之地的黑龙江、吉林，以及迁都中都后的北京地区。
辽金玉器
契丹与女真，都是马背上成就功业的民族，其玉文化，除了受到中原与西域的影响外，也各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辽代玉器为例，既有马背民族必不可少的服饰装束以及马具上的装饰玉器，如镶玉银胸带、镶玉银马络、镶玉银蹀躞带等;也有游牧渔猎生活所必需的工具和装备，如玉柄银锥、玉柄银刀、玉臂鞴等;又有体现草原风物的各类组合型玉佩饰，如肖生佩、双鱼佩、螺形佩、交颈鸳鸯佩、鸿雁佩等;还有反映佛教信仰的摩羯玉佩等，与唐宋汉族地区的玉器存在明显不同。此外，契丹族还喜好色彩亮丽的玛瑙、琥珀、水晶制品，也是有别于唐宋玉器的现象。
金代玉器的草原情趣比之辽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草原民族独有的春秋两季渔猎(“春捺钵”、“秋捺钵”)为题材的“春水玉”与“秋山玉”，成为金代玉器的重要主题，它们虽然以水草禽鸟、山林群兽为表现题材，但与宋代文人气息的花鸟题材玉雕，大相径庭。
不过，金代与大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体现在玉器上，也时有难分彼此的纠结，如乌古伦窝伦墓出土的玉龟游佩，便与四川广汉宋代窖藏出土的玉龟游佩极其相似，而长沟峪墓出土的双鹤佩、折枝花佩、缠枝竹节佩等玉器，题材内容充满了文人画的旨趣，以致许多学者认为它们是北宋玉器，或是被女真族掳掠去的汉族玉工所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