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之玉盒。
龙形玉佩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
玉盒盖外侧沿着裂缝钻有对称的两组小孔。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钩扣龙形玉佩。
玄璧改制的玉片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凤纹牌形玉佩。
玉佩方框下端原已断裂,特铸造两个H形小金桥连接上下两个端口。
辽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
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采集到的龙山文化玉琮
西汉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保存完好的一座汉代彩绘壁画石室墓,出土文物多达1000多件(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是广州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评为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该墓随葬有大量珍宝、生活用器和15个殉人,充分反映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很多器物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器和珍爱之物。甚至有些器物,在当时就业已破裂,却依然被珍视,经重新修补加工后继续使用,并随墓主人一起入藏相伴千年,可见古人对于玉,甚至是残、断、碎玉器的珍惜。
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整理
器盖破裂后已使用一段较长时间
玉盒通高7.7厘米,直径9.8厘米。由青玉雕成,玉质温润,内外打磨光洁,雕琢精细,堪称汉玉之精品。其盖子与盒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盒身如 一圆碗,从上到下依次装饰有三周纹饰。盖内也有线刻的双凤纹装饰。盒盖一侧原已破裂,沿着裂缝钻有对称的两组小孔,还在盒盖内侧刻有凹 槽,应是以丝、麻类线绳把破片连缀起来,线头可掩藏在盒盖里面的凹槽内而不外露。
据报告称:“经仔细检视,破口的毛边几乎已呈平滑状,表明器盖破裂后已使用一段较长时间。”这表明玉盒是墓主长期珍爱之物。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出土于南越王墓玉衣头罩的右侧位置。龙形玉佩长11.5厘米,金钩长5.9厘米,整体通长14.4厘米。由一条青玉雕刻的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形成一幅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玉龙长体弯曲成S形,张口衔鳍,尾巴回卷,下半部分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应以线绳连缀。
金钩扣是铸成的,器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均作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顶凿出一个阴文“王”字。虎口形成的套銎,出土时正好套在玉龙的折断处。钩腹有一圆钮。显然是龙形玉佩下半断裂后,特意制作了一虎头金钩与之相配,使玉佩改变功能成为带钩。带钩发展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汉代则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的用钩盛况。墓中出土的5件玉带钩均为墓主所有。这件玉器因其断裂,龙、虎这两种神灵动物才有机会得以巧妙地用不同材料组合形成一件器物,掩饰修补痕迹于无形,反映了工匠富有创意的构思。整体气韵生动,雕琢精细,是汉代玉带钩中的经典之作,彰显了主人尊贵特殊的身份。
南越国有金银手工业作坊
凤纹牌形玉佩出土于南越王墓玉衣头罩的左侧位置。通长14厘米,宽7.4厘米。青玉质。全器扁平,双面透雕。玉佩正中为一个长方框,上连一朵卷云纹,下为一高冠卷尾变形凤鸟。框内透雕一只变形凤鸟。框右侧雕一凤鸟,双足踩璧,长尾下垂;左侧透雕璎珞一串,其上饰一变形小鸟, 构图充满动感且突破传统的对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玉佩方框下端原已断裂,特铸造两个H形小金桥连接上下两个端口,金桥上还刻有卷云纹装饰。两个金桥的介入使全器复为一体,使金、玉不同材质得到完美结合,更为其增添了附加值。
这3件修补的玉器都出土于主棺室墓主人的身边,其意义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南越国偏安一隅,其土地面积、人口与国力财力等与西汉中央政权是不可比拟的,但墓中发现的玉器,数量众多且精美超凡,与同期诸侯王墓出土的玉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南越王墓出土了100多件(套)玉佩饰。这些玉佩饰不仅反映了佩戴者的身份等级差别,也表明南越国还保留了先秦佩玉的传统。
不可否认,在南越王墓中留存有大量战国时期的玉器,一些玉器不止原料,其制作者也不排除来源于外地的可能。另外,还有南越王赵佗曾献白璧一双的文史资料记载:“汉初赵佗,因陆贾使回,献白璧一双,翠鸟千,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此一时事也”(元·陈大震、吕桂 孙纂修《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南海志卷第六土贡篇)。白璧作为对汉王朝的供奉位于第一位,这证实了南越国确实拥有自己的琢玉工坊,南越王玉衣躯干裤筒玉片中还发现有玄璧改制的玉片。先不说这些玉器本身的制作从何而来,单就这些修补的痕迹看,其钻孔应是南越国的玉工所为。再者西耳室出土有银锭4块,这表明南越国有金银手工业作坊,上述金钩扣玉龙佩的金钩和凤纹牌形玉佩的金桥等,可以基本认定其金属部分应为 南越王廷所制。
钻孔连缀的方法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到宋元时期出现锔钉补瓷,有着时代上的进步与发展,而钻孔技术均为其基础。对于玉器,钻孔技术也不存在什么难度,早在新石器时期,玉器上钻孔就普遍存在,多用于系挂。而修补常见的方法是在玉器破损后,在破损断口附近钻孔,可用丝绳等缀合成原样的完整器形。
玉工修补的匠心独具令人叹为观止
辽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14号墓出土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上缘中部和下缘右侧都有为了绑合断裂处所凿的圆孔。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采集到的龙山文化玉琮,大致裂成相等的4块,每块裂缝处左右都各钻有两个小圆孔用于系接。
而玉器中改制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如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墓地出土的大型分段连缀式玉璜,由一件春秋晚期有镂雕卧兽的玉雕、两件春秋晚期的玉璜部分、两件战国晚期双龙首玉璜的龙首、两件战国晚期的玉环首经修整加工后以铜片贯联而成,推测除玉环首、镂雕卧兽玉雕外,其余均系从原本残损的玉器上裁截下来的部分。改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原器损坏后所为,像金钩扣龙形玉佩在严格意义上也属于一件改制器,但因其修补痕迹及意图明显,这里将其归入修补器的行列。
据考古报道,广州甚至岭南地区在南越国前、后期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玉器出土,那是因为南越国之前并不具备发展玉器技术与文化的条件,而后期因为西汉统一南越,消费玉器的高级群体南越王族的消失,使得高端玉器也逐渐少见或不见。除南越王墓之外,岭南地区玉器出土数量有限,且多为小件器物。而在其他地区诸侯王汉墓出土玉器上,也基本不见有修补痕迹,多为改制器。总之,南越王墓出土的修补玉器是极为少见的,玉器本身和破损后玉工修补的匠心独具也令人叹为观止,由此可见古人对玉料的珍视,也说明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观念由来已久。
(本文来源:《收藏杂志》,根据广州陈馨《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修补玉器谈起》一文编辑整理,小标题为编辑后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