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斋藏札中的人和事[图文]

黄易致赵魏手札（《新斋札》）

被上海图书馆列为一级珍品的庞氏虚斋旧藏《国朝名贤手札》（以下即称《国朝名贤手札》）初、续两集三十巨册，共收清初至乾（隆）、嘉（庆）时期学林艺苑二百六十家名人手札计五百八十多通，其史料之丰富，书艺之多采，笺纸之精美，皆堪称珍稀难得。惜长年以来，鲜为人知。笔者曾有幸逐本细阅，每每有目不暇接、意犹未尽之叹。现经梁颖先生校理释读，并冠以独具研究心得的长篇前言，由凤凰出版社原色精印，则孤本秘宝，终能广其流布，而世之研究鉴赏同好，亦缘此获更多便利。

2014年至2015年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秦明主编）之《手迹》《考释》两编，先后由故宫出版社出版，其所收清代金石学名家黄易（小松）致友朋书札七十多通，以及当时张燕昌、奚冈、钱坫、唐仲冕、翁方纲等名家学者致黄易书札二十余通，皆为研究黄易生平学术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黄易致赵魏《新斋札》（张廷济抄本）

其中黄易致另一金石学名家赵魏（晋斋）的《新斋》《信拓》《惠碑》《诸碑》《南还》《秋气》《北来（妙极）》诸札，虽是后来张廷济的抄录之本，但仍具史料价值。北京故宫博物院碑帖研究专家施安昌先生，就曾据《秋气》《新斋》《南还》三札内容，以《书张廷济录黄小松致赵魏三札后》为题，专文考述有关《汉裴岑纪功碑》《汉西岳华山庙碑》，以及《郭巨石室画像》等著名碑刻之种种，并作为“代序”之二，载于《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考释》卷首。而张氏所录黄易《新斋》、《信拓》二札原件，竟恰存《国朝名贤手札》初集第十六册中，共四纸，素白笺，正是张氏抄本所注“四番，朝鲜纸本”，还分别钤有“黄”、“小松具札”诸印。接此两札之后，又有黄氏致“莲湖大兄”（王毂）一札，其中“弟在济奔驰应酬，刻少宁居，毫无兴味也”之语，道出身在官场的心境情绪，似亦可与故宫所藏黄氏尺牍中相关者及其他史料，互为观照。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国朝名贤手札》续集第九册中，有黄易致吴骞一札，全文为:

久仰盛名，常萦梦想。客岁远承柬注，并惠《国山碑考》，著作之精，不胜敬佩，谨谢谨谢。弟搜罗碑刻，内中武梁祠象最精，谨寄拓本一套，以供清赏。金文器物亦有数种，泉币刀布数十，印百余，另日拓呈。弟所有《国山碑》拓手未精，且非全璧，倘荷赐惠全本，感不可言。东省拓本不少，惜不获一一函请教正耳。尊藏器款最精，便乞拓寄。匆匆奉候近祉，诸托朗斋先生面述，不一。葵里先生，愚弟黄易顿首。

黄易致吴骞手札

吴骞（1733-1813）字槎客，一字葵里，号兔床，浙江海宁人。家富藏书，多收善本，筑拜经楼储之，以“千元十驾”，匹敌黄丕烈“百宋一廛”，一时传为美谈。又与陈鱣、卢文弨、鲍廷博、黄丕烈、赵魏、张燕昌、王昶诸家交游往还，研讨版本校勘、金石书画之学。有《拜经楼诗集》《愚谷文存》《拜经楼诗话》等，著述颇丰。曾访拓《禅国山碑》，并撰《国山碑考》。今由黄易此札，知吴氏曾以《国山碑考》投赠，黄氏则以搜访所得后拓成的《武梁祠画像》全套为报，并向吴氏求《国山碑》全本精拓及其他器款之拓。

札中“诸托朗斋先生面述”之朗斋，即朱文藻，亦为吴骞友人，《拜经楼诗集》卷七有《得朗斋泲宁寄怀即酬兼柬黄小松司马三首》，系于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之间，而《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四月十五日条下，有“得朗斋泲宁书”之记，则其事或即在此际前后，故黄易札中有“客岁远承柬注”之语。又《吴兔床日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二月初三日曾记：“过何梦华斋，观新拓汉武梁祠像足本。梦华自言与黄小松在嘉祥县入□山中同掘土得之。”可知黄易在寄赠之前，已从友人何元锡（梦华）处获见足本。《拜经楼诗集》卷八，还有作于嘉庆初年的《涤碑图六言二首为何梦华赋（黄小松司马作）》。

凡此种种，今研究黄易其人其事，以及与之相关的金石交游、拓本来源等问题者，似多未及。而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中，虽有《禅国山碑》，然亦仅记“篆书。天玺元年，在江南宜兴”，则黄易此札当为有关研究者注重之价值，不言而喻。另外，吴骞著述中还有一些相关信息，亦颇可关注，如《吴兔床日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癸卯）除夕日记：“郭巨坟，王存《九域志》在东平州载，颍昌府又载郭冢，汾州又有郭巨墓，未知孰是。顷黄少松拓得石室图，甚奇古。”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又有“近黄小松拓得郭巨石室画像（已见前）”并辨识诸语，即为其中之一。

《国朝名贤手札》续集第六册中，另有江德量致黄易一札，除感谢黄氏所赠《武斑碑》精拓及《武氏画像》之外，并有请托：“司马冠石舍人博雅嗜古，极意搜罗金石拓本，钟鼎款识尤渴。适有便人，嘱德量专札奉致，乞将尊藏吉金贞石、断戈碎甓文字，每种精拓一纸寄之，永为宝玩，用结墨缘。”

江德量致黄易手札

江德量（1752-1793）字量殊，号秋史，江苏江都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榜眼，历官翰林院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记其父“江恂，字禹九，号蔗畦，官芜湖道。工诗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秋史承其家学，亦“好金石，尽阅两汉以上石刻”，并著有《泉志》等。其与黄氏，不仅相知，且属世交。黄易《秋盦遗稿•秋盦题跋》中，有《跋江秋史手摹朱龟碑》，记述稍详：

乾隆戊戌，蔗畦先生以亳州所拓中和石幢见寄，书云：“亳境古刻最多，今不可得见，以此区区，偿朱龟、元宾、土饗诸碑之缺，未免令人齿冷。”先生文章政事之余，嗜金石尤笃。易每得翠墨，必以副本寄赏。乙巳得《朱龟碑》旧拓本，狂喜不可言，时先生哲嗣秋史官翰林，亟寄都门，请秋史摹寄先生，以副夙望。讵知装池未竟，先生归道山矣，伤哉！先子与宾谷、蔗畦两先生订石交，易既得奉教于两先生，尤与秋史莫逆，两氏储藏，往往互出考证。易近年搜出汉碑石最多，拓本亦不少，先子皆未得见，正与秋史同此深痛也。

有此交情，江氏不仅能为助友人搜罗金石拓本，直言索求，还在信中特别告知：“德量近搜辑得宋人墨迹尺牍约及五十余纸，元人三十余纸，附以奉闻，当为我称贺也。”不知那件曾经其鉴藏的苏东坡《功甫帖》，是否也在其中？

类似这些常常会被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人和事，《国朝名贤手札》中还多有涉及，而其中不少内容和细节，又往往是他处难详者，也许多可助研讨。如《国朝名贤手札》初集第三册有清初著名书法家、鉴赏家王澍（虚舟，1668-1743）家书一通，除评述其在京师所见法书名画及高江邨（士奇）家所藏董其昌书迹百余种之外，又记：“比于江村家见汉铜印二十小柜，计三千方”，因知以书画鉴藏著称并有《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行世的高氏，还多蓄古铜印章，故清人许仲元《三异笔谈》卷四“高氏奢华”条，记江村孙女高祥嫁入张照家时，“其奁赠之盛不待言，即图章亦一千具，玉石晶瓷咸备”。

王澍家书

又如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六著录清初画坛“四王”之一王时敏的《西庐老人为子颛庵仿古册》，有王氏自跋，略谓：“吾年来为赋役所困，尘坌满眼，愁郁填胸，于笔墨诸缘，久复落落。”研究者提到王时敏为朝廷赋役困苦之事，多引此为说，而《国朝名贤手札》初集第一册、续集第二册所收王时敏致王国瑞、王时敏致王翚二札中，皆有诉说，前者曰：“别后日对愁霖，肠为寸裂。兼以傕征之法，酷逾燃炭，诸儿辈皆有逋额，方望秋成可以接济，不意竟成罄扫。虽殚力经营，无能设处毫芒，性命之忧，时刻不保。弟因忧思成疾，夜来忽发寒热，今早则肢体震摇，遂成重疟。”后者谓：“自前月通问后，即因新旧赋率追呼促数，愁绪如织，而衰病乘之，生趣道尽。”则其彼时处境心情，似更能见具体。

王时敏至王国瑞信札

王时敏至王翚信札

还有嘉庆初年在苏州吴县县令任上的唐仲冕（1753-1827），曾主持重修明代唐寅（伯虎）墓园，并重刻其诗文集。唐氏所撰《重刊六如居士集序》中，谓唐寅“坟墓一在桃花坞，一在横塘。桃花坞有明胡太守缵宗碑，横塘载在方志，今并修之”，其《陶山诗录》卷六《修六如居士祠墓题桃花庵四首》及《横塘亦有六如墓，并加封识，仍用桃花坞原韵四首》，当皆缘此而作。前者第四首中“乞花好句留楹帖，梦墨遗编付剡藤”一句，还颇及当时布置经营，而《国朝名贤手札》初集第十六册中唐仲冕致孙星衍一札，是请孙氏书梦墨亭之名并题墨门楹帖诸事者:

日前桃花庵设伊蒲馔，颇鬯谭艺之乐，想尊恙已霍然矣。弟为簿书所苦，殊觉委顿，只得请休假数日。大作已抄付梦楼先生，原稿仍缴上，以便录入大集，希检收。梦墨亭恳大篆，并题墓门楹帖，早为掷下雕刻，亭成悬列，以为光荣。《桃花庵謌》碑刻并寄上，祈请名手绘图，装为合璧，志一时之盛。

唐仲冕致孙星衍手札

亦可见其用心之细节。唐仲冕虽与孙星衍年岁相同，却十分敬佩孙氏学问，《陶山诗录》卷十三《孙渊如观察六十》开首即曰：“我与公同岁月生，公先七日当为兄。科第官阶皆过我，此而歆羡犹俗情。古人道重三不朽，学术文章公独厚。”同书卷十八《輓孙通奉渊如二首》中，又有“廿载知交远倍亲，曾筹买屋作比邻”之忆，可见两人交情，故其不仅为光宠新修前贤亭墓，专札请孙氏题写，并且在辑刻唐寅诗文集时，也得到包括孙氏在内的诸多友人的帮助，《重刊六如居士集序》中，记该集汇编时，“补之以家藏山水画端诗，阮中丞元、黄司马易所藏墨迹，王太守文治、邵茂才騄、赵上舍辂、魏茂才标所见诗篇；且刻其制艺、画谱，而孙观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诗一卷，韩封君是升有明天启间周廷简所临画像题跋，并採录外集，都为十六卷。遗文轶事，亦稍蒐罗矣。”而《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所收唐仲冕致黄易《企怀》札，又恰为唐氏商借黄易所藏“六如小像”，欲请人摹刻，刊于唐寅遗集卷首者。连前述吴骞《拜经楼诗集》中，也有《昔金粟山人以唐六如写秋香小像见遗，受而藏之笥几三十余载矣。顷陶山明府重葺桃花庵于吴下，爰以像归焉，且属摹勒于石，以垂佳话。戏占二绝》，当年名士风雅、文人交谊，皆由此得见一斑。

虚斋所藏历代名画，既富且精，又先后有《虚斋名画录》（1909年）及《续录》（1925年）刊行，遂广为世人知重。虽两书“凡例”中分别说明：“其历代名人书迹，亦多精品，异日当另置一编，以供艺林赏析”，“敝箧所藏便面，自明四大家至国朝六大家，以及汤、戴，无不备具，计画箑六十四册，书箑十六册，当另为一编，异日续出。”惜最终皆未见其著录成书，故历来研究、鉴赏各家，多以虚斋藏画为说。然庞氏所收中，确亦有书迹名品，吴湖帆《丑簃日记》（收入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民国廿二年（1933）六月三日就记：“访庞虚斋，获观董文敏《秋兴册》、吴云壑诗《天马赋》残卷、赵松雪书《张总管墓志》真迹及元五家书札卷，五家者，赵孟頫、张雨、杨维桢、倪元镇、顾阿瑛也。”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所刊张葱玉先生日记残稿1941年6月23日条下，也曾记：“谒虚斋，出示吴琚杂书卷，云林诗翰卷，元人五诗三札卷，俱尚佳。”而从张氏1939年5月16日所记“友庆来，持去乾隆间人手札十许通，以莱翁欲购也”，更可知彼时庞氏仍在搜求清人手札。

其实，当时张葱玉先生自己也对名人手札有兴趣，不过好像更偏好宋元及明代，当然价格也不菲，其日记残稿1939年11月17日就记：“友庆为予作缘，以四千五百元得欧阳文忠《灼艾帖》、富郑公《更事帖》，俱北宋名迹，吴中费屺怀太史家物。”1940年2月4日：“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影本，索值二万元。”同年2月12日，“与芹伯父赴博山宴，观黄跋书数种，明人尺牍百许页；又元人郭畀（天锡）画竹卷，有清纯庙御题，甚佳。予颇有欲炙之色。”博山即民国间著名藏书家潘承厚先生，其所藏历代名人尺牍手迹，亦多精品，并辑印《明清藏书家尺牍》《明清画苑尺牍》等。

庞氏还曾收元代赵孟頫书《湖州妙严寺记》卷，张葱玉先生《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5月标点整理本）中有记：“费氏物，后归虚斋。景贤借去不还，后售于蒋氏，谷孙以之归于余家。寻悔之，更赎还；又售诸徐氏，复归于谭氏。”此卷在虚斋时，曾摹刻上石，嵌于庞家南浔旧宅宜园廊壁，而原迹最终流往美国，今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197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先生过目之后，特别指出：“赵松雪字不宜刻石，因用笔圆劲，两锋着纸，如蜗涎缓行，触处生辣。一经翻刻，便极圆弱而失其神采。”正好回答了明人何良俊的疑问：“赵集贤学李北海书，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谓妙绝；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而晚清金石碑版鉴赏名家王懿荣，在获观和《湖州妙严寺记》齐名的另一赵书名迹《胆巴帝师碑》卷后，则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自宋刻唐摹诸晋伪帖起，后贤相承以函札体入碑版，数百年不变，唐法尽失。赵、董为两代宗工，能转移风气，然所作碑版，仍函札书也。凡函札书最贵墨本，其字里行间，波折起伏，浓淡之际，具有墨采流露，犹文家所谓笔玅，非木石刻本之所能传。故论赵、董书者，求之刻帖中，相去则万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