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作为中华文明最悠久的载体之一，将分散在华夏各地的古老文明联系在一起。玉器、玉料、治玉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反映出中华文明演进的丰富历程。
沟通人与自然
玉之起源，与石器分化同步。新石器时代，磨制、钻孔、抛光等制作工艺有了较大发展。远古先民有意识地选择颜色、韧性、硬度俱佳的美石加工，制作出了早期玉器形态。
取之自然，成于人间。玉器在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多处史前遗址中均有发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大顺表示，玉器在史前时代既是权力、财富的象征，亦是祭典中的通神礼器。史前玉器及其通神功能的确认，使中国古玉发展脉络清晰，推动了古玉阶段性和连续性研究进程，成为此后古玉综合与专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史前玉器以神像为主要题材，源于史前先民的“神祖灵”信仰。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介绍，先民相信氏族祖先的生命来自神祇，神灵动物曾担任神祇引渡生命至人间的使者，因此将神祇、祖先、神灵动物视为“神祖灵”信仰，三者可相互转型。
神像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加持。在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陆建芳看来，加持可分为本尊塑造和外部烘托。对本尊采用飞鸟羽毛点缀、宝石镶嵌的冠冕以及眼睛、胡须、獠牙等面部造型进行夸张处理。外部则根据祭祀神灵的差异，辅以云彩、日月、凤鸟等不同纹饰。
玉龙是红山文化神权的象征，而既为武器又做礼器的钺则是军权的象征。在辽宁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中，出现了玉龙与石钺一起随葬的情况。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晶认为，这充分证明了红山文化时期已有集神权和军权于一身之人，打破了学界对红山古国仅是神权古国的固有认知。此外，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很多玉器表面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甚至还有制玉废料管钻芯以及半成品、残次品，这些玉器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珍贵物证。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玉蟾蜍，是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精品玉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从仰韶文化的蟾纹彩陶到后石家河文化的蟾蜍玉器，传世文物见证了远古先民对以蟾蜍为代表的自然生灵的崇拜。
以鸟为主题的玉器，在商周时期尤为盛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教授朱勤文表示，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的玉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虚构的人鸟、龙鸟合体的神灵动物；另一类是写实的鸽、鹦鹉、鸮、燕、鹅等自然界中常见鸟类。这些玉器反映出西周人民热爱自然、崇拜鸟的文化传统。
辽金元时期的玉器，题材多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充满山林野趣。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张润平举例说，春水玉主要展现海东青狩猎天鹅或大雁的场景，辅以芦苇、水草及荷花等纹饰，晕染春天的勃勃生机；秋山玉则以山林中的虎、熊、鹿为主题，并有山石、灵芝等图案，尽显深秋北方草原天高地阔、禽兽驰骋的美景。
见证文明交汇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琳结合多年文物鉴定经验表示，除本地玉料外，部分良渚玉器也使用了来自辽宁岫岩的透闪石玉料，这或可证明良渚族群与红山族群存在接触。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琮，经研究证明为良渚人制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认为，这件玉琮从太湖地区进入中原，后又从中原地区来到成都平原，或可说明金沙遗址的高层次文化遗存与良渚后裔有关。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蜀文化的代表，其文化遗存不仅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息息相关，还继承了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方认为，蜀文化庞大的青铜器、玉器群体与后石家河玉器在造型、工艺等诸方面存在相似的文化因素。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对虎、鸟、蝉等动物的崇拜，在三星堆和金沙的祭祀用品中均有体现。这说明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长江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存在着族群渊源与文化互动。
与蜀地相邻的巴地，其玉文化也深受周边文化影响。出土于重庆小田溪巴人墓群中的成套玉具剑弥足珍贵。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梁冠男认为，这套玉具剑造型规整，饰以谷纹、四角星纹、勾连云纹和弦纹等，更多体现的是中原地区和楚地玉具剑的风格。这不仅说明了墓葬主人的身份高贵，也印证了周边文化对巴地的深刻影响。
古人随身装饰玉器的风俗源于史前，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璜、玦、管、珠、坠等饰品。汉代以后，装饰玉的种类和形式日趋丰繁，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令海外珠饰流入中国。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喻燕姣表示，湖南地区的汉墓出土珠饰来源复杂、风格多样，既有来自东南亚、南亚、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品，也有合浦、广州等地根据海外珠饰制作的仿品。珠饰虽小，却是中外文明交相辉映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的见证。
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上的一只大玉瓮--渎山大玉海
现藏于北京北海公园玉瓮亭的元代宫廷贮酒器渎山大玉海，也是元代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载体。在北京市文物局研究馆员于平看来，渎山大玉海在题材纹饰、布局构图、雕刻技艺、艺术风格等各个方面，体现了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西亚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发展史上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