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会长杨伯达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古代玉器是中华文明的基石，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崇玉、尚玉。杨伯达说，古代玉器应该是石器的一部分，它最早是做为工具来使用。由于其美观并具有人们无法解释的神奇特性，被做为祭神、事神、通神以沟通上天的神物。玉作为神物至少出现于距今８０００年前。
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介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邻近地区以及江浙一带，陆续发现和辨认出几千件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其中尤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出土了一批包括随葬玉龙、玉凤、玉人在内的动物形玉雕和各种造型特异的玉器，这批玉器出土之多，雕琢之精美，实属惊人。
考古工作者对这批玉器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玉雕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哲学观念。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说，玉龙在红山文化的出现，意味着统一的宗教神权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管理形态，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目前发现的史前玉器只存在于中国东部沿海和东北亚地区。郭大顺表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单独划分出“玉器时代”难以取得共识，但这一时期的确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而红山文化的精髓正是玉器，这也是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有力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炜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分化，玉器做为礼器，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牛河梁积石冢、凌家滩、薛家岗以及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中，玉器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礼器。而此后的玉玺、玉带、玉佩更是成为皇权及官员等级的标志。
玉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杨伯达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西周以来“比德于玉”的思想，赋予玉许多美德，将玉道德化，玉德观念逐步流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他说，现今凡在字典上能够找到的带“玉”字的成语几乎全是褒义词，比如 "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不琢不成器”等等。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２００多个字、词、成语与玉字有关。
古代玉器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十分肯定地说，玉器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它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数千年。
商代玉鸟
清代“秋山行旅图”玉山
中国玉文化源头上溯至８０００年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刘国祥说，中国玉文化源头可上溯至８０００年前。他说，中国雕琢玉器的历史非常久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发现大量红山文化玉器，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接下来的学术探索中，人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是什么发生兴趣。八十年代中期，在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和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发现了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已经有了大量大型定居的村落，被命名为兴隆洼文化。
九十年代初，在这两个遗址里，陆续出土了大量兴隆洼文化玉器。这些玉器出自居室墓葬内，常见的器型有玉玦（耳环）、长条型玉坠。从这项发现看，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成功地把玉材从石材中分辩出来，掌握了抛光成型、钻孔等技术。玉玦成对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应是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装饰品，长条型玉器是佩戴在颈部的颈饰，还有的放于胸部、腹部做为挂饰。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座居室墓中，出土了两对玉玦，其中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人右眼眶内，此类用玉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例。
刘国祥认为，兴隆洼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也由此将我国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兴隆洼文化的玉玦，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玉耳饰。
在近期举行的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刘国祥对兴隆洼文化用玉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说，首先，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在中国用玉史上具有开先河之风范。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充分体现出远古人们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此外，通过对兴隆洼遗址墓主人的分析看出，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右眼有疾，死后将玉玦嵌入右眼眶内，起到以玉示目的作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陶塑人像，双眼内嵌入圆型的绿色玉片，应该是对此种用玉传统的直接承袭。这也是对玉器赋予浓重的人文观念的最早的实证。 那么，最早的玉器为什么出自西辽河流域呢？
经专家鉴定，兴隆洼文化绿色玉玦是原料，是辽宁岫岩玉。本地区拥有的丰富的玉矿资源是玉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兴隆洼文化时期，掌握了打制和加工细石器技术，为琢玉技术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美的追求和对玉器赋予的人文情怀，是本地区玉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
刘国祥同时认为，玉器的使用在当时并不普遍，仅限于极少数的居室墓葬内出土，玉器可能还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功能。
此次研讨会认为，从兴隆洼文化雕琢玉器的工艺和用玉理念看，都已经相当成熟。西辽河流域将成为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会长杨伯达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存在万年的用玉史。据了解，考古工作者已经找到了早于兴隆洼文化的线索，期待有更进一步的探索。
玉龙是“中华第一龙”
战国玉龙
红山文化玉猪龙
尽管近年来全国各地考古发现了不少龙的形态，但参加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据介绍，这种玉龙呈勾曲形，高２６厘米，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长、副研究员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玉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龙形的龙。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部落集团所创造的文化类型，继红山文化玉雕龙被确认后，在距今超过８０００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现了一条长约１９．７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认为，红山文化发现后，使龙的起源在辽河流域至少有５０００年的历史；而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则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８０００年前。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除年代早以外，辽河流域的龙，还形成类型多、成系列等特点。”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可分８个类型，按年代早晚排列大致为摆塑型、浮雕型、木雕型、刻画型、彩陶型、泥塑型、玉雕型和彩绘型。
据田广林介绍，中国人崇龙礼俗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近年来，河南濮阳发现过有六七千年历史的蚌塑的龙，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遗存中也发现过距今５０００年前的鲵形龙，但这些都是龙的初级形态。
郭大顺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玉龙形象，证明了龙确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而且确知这些动物原型中有猪、鹿、熊和鸟。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人们不断地艺术加工提炼最终定型。
田广林说，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崇龙的最标准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崇龙礼俗的最终形成。从崇拜各种动物到统一到玉龙，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基本过程。
他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一个直接根系，是中国拥有５０００年文明的基本标志。
龙在中国百姓心中是吉兆、智慧的象征，也是人与天、神之间沟通的媒介，被赋予了主宰风雨、载人升天、降临祥瑞等等神奇功能。在中国古代，龙还被引入到古天象学、命理学、以及帝王政治等领域，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玉器在中国古代冠服礼俗中扮演重要角色
汉代玉衣
台湾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林淑心女士在研讨会上提出，玉器在中国古代冠服礼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内涵。
“中华悠久而古老的文明史，可谓从远古的玉石文化展开”，林淑心说，史前时期玉器曾经扮演着宗教礼仪、巫与神之间神灵沟通的重要物质性媒介。玉以其质地的细致与色泽的光彩，再经由人细心琢磨而成的“器”，成为古代先民在特殊公开场合时，拥有权位的显贵阶级最重要的装饰品。
她说，当阶级分化的社会形成以后，各种公开的礼仪活动产生，形成一种特殊的礼俗，这种因不同场合、不同阶级而佩带不同的玉饰品，主要与服饰相结合的礼仪化玉饰，是一种特殊文化现象。
林淑心说，古代礼仪化玉饰品的佩带重点部位，因礼仪形式的时代不同而改变，这种演化从文化内涵的角度观察分析，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演化特征，极微妙地反映出文化中的阶级意识与玉饰巧妙的结合，形成中华古代冠服礼俗制度的独特精神内涵。 她认为，远古以来玉器的礼仪性装饰功能，经历了自史前时期的“以冠为重”的装饰重点，演变至周、汉时期“以佩为重”的装饰重点部位的下移，再到唐明时期的“以带为重”的漫长演化过程。
她说，史前时期重视头饰或冠饰的文化现象，似乎并不只限于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是一种普遍现象。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各遗址所出土的玉器中，有一种其他地区所未曾发现的特殊器类——箍型玉器，这种玉器除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发现出土于腰部外，其他均发现于墓主头部附近，且只发现于大墓内。这种情况显示，箍型玉器可能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头饰品。 周代礼仪制度玉饰明显制度化，除玉礼器的六瑞六器外，主要显示于墓葬礼俗之中的用玉，并且玉器已从自然崇拜中用以沟通天地的灵通之器，转化为可护佑祖先墓葬、且可防腐保身而受到极端重视的殉葬之器，玉佩、组合玉佩大量增多，说明华夏文明正逐步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
林淑心说，汉代帝国解体之后，胡人南下、南北朝历史时期的展开，结束了中国上古时期。古代的礼仪制度也随着这种重大变革而逐步瓦解。玉器也在这一重大变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礼仪功能的主流价值，转化成为生活化的艺术品与装饰品。约至隋唐时期，当时社会“胡化”之风仍然盛行，但是在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中，玉器与服饰搭配形成的礼仪服饰，却仍然保持着一脉相承的礼仪本质，只是玉器礼仪化的功能正式转向腰间，以玉带饰的形式继续扮演着深具传统象征意义的礼仪功能。
尤其是到了明代，视玉带为尊贵品位的重要象征，其受到重视的情形，可与“龙袍”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相同，形成当时特有的风尚——收藏玉腰带。
林淑心分析认为，当历史时期展开之后，礼仪化玉饰装饰的重点部位，之所以逐渐有自头冠部转而向下移动的现象，主要原因一是从历史时期展开以后，举行祭祀的地点已由高台式的祭坛逐渐转向建筑性的宗庙，对主持祭祀者，人们的视线由原来的仰角转成平视，礼仪化玉饰品在身上显现的重点部位，因此有下移的趋势。二是人们由原始社会的“敬天”转向对宗族祖先的崇拜，产生出具有浓厚“人格化”装饰内涵服饰。
林淑心说，玉器文化在历史时期展开以后，因为逐渐与冠服制度的结合，形成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特色。将隐含于内的象征性精神意义，表现在物质文明的冠服系统的文化现象，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地保存于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玉器文化强韧的生命力，随同礼俗思想内涵的社会性，其时代特征也自然而然地在服饰文明中呈现出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