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发展有八千年历史，随著时代演进，异域文化的融合，玉器的使用目的、形制也有所不同，从最早期“天人沟通”的宗教祭祀功能，逐渐世俗化，说玉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一点也不为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敬天格物”常设展，就展出台北故宫院藏玉器精华，台北故宫器物处蔡庆良博士特别接受媒体专访，教观众如何掌握欣赏玉器的基本门道。
八千年中国玉器发展 贯穿华夏文化传承
台北故宫经常策划各种主题的玉器展览，台北故宫“敬天格物院藏玉器精华展”，就透过不同时期玉器展件，说明中华文化中独有的“玉文化”。
台北故宫器物处蔡庆良博士指出，中国玉器发展约八千年，其演变就像金字塔一样，在最早期，因为玉料少，玉被拿来作为最重要的祭祀天地重器，成为天人沟通的媒介；越到后期，则开始逐渐世俗化，甚至是商品化。
蔡庆良：‘(原音)玉器早期是非常珍贵，所以它只能为天而做，所以它算金字塔顶尖，数量少而精致。可是随著时代演变，因为玉料开采渐渐比较容易，所以慢慢地它从只为天而做的重器，慢慢变成大贵族彰显身份的礼仪重器，所以它开始往身上挂，往身上挂不是装饰品喔，那是礼仪重器，随著时代往后演进，文化交融，所以造成不同题材、不同装饰方式，或者是不同的器用，开始越来越丰富。乃至于明清，以至于现代，你可以发现什么样的题材都有，什么用途也有，就像桌上摆设、往身上配挂，因为它已经到达了完全世俗化，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明玉器发展历史，就是不断不断社会化、世俗化，说比较更通俗，它从天上掉下来人间，所以我们才用金字塔来形容。’
早期玉为“神物” 天人沟通媒介
正因为不同朝代看待玉器的角度不同，玉器发展也有不同的变迁。
蔡庆良指出，在中华文化里，“玉”被视为是山川孕育之精华，具有沟通天与人的灵性。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玉的珍贵性更显突出。
中国玉器早期因为预料少，玉料珍贵，经常可见以天圆地方造型玉器，作为向天祭祀之用，也可见鸟禽意象的玉器，象征人神沟通媒介。(江昭伦摄)
蔡庆良：‘(原音)玉料是非常珍贵而坚韧，它事实上是很难制作的，所以在早期平均生命不到四十岁情况，有些制作玉器可能要累代制作，好几代接力，就像今天的大教堂一样，一做做五百年，你说五百年我看不到啊，人家会回答你，又不是为你做，它是为敬颂上帝而做，所以玉器也是一样，越早期，跟天有关，所以他会不计代价，累代接力，就是要做出难以置信的重器。’
展场中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齐家系玉璧，以及红山文化晚期鸟形玉珮，就相当具有代表性。蔡庆良：‘(原音)中间这一件，其实在先民立场或他的世界观，这就是上天的象征，天圆地方嘛，为什么感觉略有粗燥，很简单，举个例，你去参加祭祖活动，你绝对不敢穿得太过，你绝对不敢穿十公分高跟鞋，你绝对不会把指甲涂鲜红色，因为场合不宜。
为什么选择这种朴拙形制呢？很简单，越朴拙，恭谨的内心恰足以表示对上天的崇敬，所以这是很自然。很多人都以为说是因为早期技巧不行或者工具不好，所以造成这种略显粗糙的形制，其实不是，他能从土里、山林挖出矿料做到这种形制，代表他技巧已经非常成熟 ，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应该问说，他为何选择这种形制跟风格？而不是说他为什么做不出来，他绝对做得出来，所以旁边为什么会有鸟的形制，很多人认为说这只设装饰品，其实这绝对不是装饰品，既然我们知道玉器的功能是为了沟通人跟天，其实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羡慕鸟禽能够在天空飞翔，所以它正好可以作为人、天沟通的使者，所以为什么在新石器晚期、早期，五、六千年，为什么鸟禽题材特别多，因为那就是要沟通人天的使者啊，所以大家绝对不要把它当作装饰品。’
龙山时期的两件玉圭，为文化部指定国宝，源自斧的造型，由于上头有兽面纹、鹰鸟纹等纹样，代表在当时龙山人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
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只有统治者才有资格使用玉器，两件玉圭也可看出在龙山人心中具有神圣地位。(江昭伦摄)
这两件玉圭流传到十八世纪时，乾隆皇帝命玉工将御制诗与玺文加在玉圭上，却刻成与玉圭上的鸟纹样相反方向，很多人以为乾隆不了解花纹的神秘性。但蔡庆良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从乾隆御制诗内容可以清楚了解，乾隆认为玉圭上的圆孔象征日月，日月方向朝上更为重要，也反应玉器在不同人心中其实有不同的观看方式。
商周圭璧制度成形 汉代葬玉观念兴盛
到了商周，玉器成为贵族阶级身份或是统治者的象征，像是西周的玉牌联珠串饰，经常可见月牙形玉簧，有些串饰甚至长达一公尺，穿戴这样的礼器，代表穿戴者行走时须保有一定礼仪规范，反应不凡的身份。
另外，此时儒家学说兴起，玉也被赋予道德意涵，玉被比喻为君子品德的化身，孔子就曾说“君子比德于玉”。到了西周，圭壁组配成形，玉的雕琢和形制便开始与礼制产生直接的关联，后来更成为中国礼制的核心。
西周的玉牌联珠串饰，经常可见月牙形玉簧，有些串饰甚至长达一公尺，代表穿戴者行走时须保有一定礼仪规范，反应身份象征。(江昭伦摄)
从战国到汉代，玉开始世俗化，成为贵族夸耀财富的象征，当时人认为玉可庇护死者灵魂、转世再生，因此汉代葬玉文化蔚为兴盛。
蔡庆良举例，西周一件墓葬出土的玉高足杯，被认为有承接露水之功能，另一件死者下葬时口含的玉蝉，都是标准汉代墓葬文化。蔡庆良：‘(原音)蝉蛰伏这么多年，是为了成仙而做准备，而它与羽化在树干上，什么事都不做，只喝露水，各位为什么我刚说那个高脚杯，又叫承露杯，为什么规格之高，因为它是为了承接露水，为了延年益寿而做，所以那是最高的贵族而用，最高贵族其实在刚我们说，在它蓝色跟褐色，告诉你它的规格，因为代表跟铜器、铁器合葬，那只有大贵族才能合葬，很多线索是很有趣的，但是你要理解背景。但是说到底2000多年来有人长生不老吗，至少我们所知是没有，所以在世喝高脚杯，承接露水，求长生之不老，不可得，所以埋到土里，就把蝉含在嘴巴里，希冀有朝一日能够破土重生，标标准准汉代丧葬观念，思维模式，所以只有大贵族才能用。’
汉代人认为玉可庇护死者灵魂、转世再生，因此汉代葬玉文化蔚为兴盛。展场中的汉代覆面玉石饰件及琀蝉就是充分反样这样的思维，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江昭伦摄)
另一件台北故宫超级巨星，东汉的“玉辟邪”也有类似的意涵。汉代因为崇尚神仙思想，带有翅膀的祥瑞动物也被视为仙界生物，“玉辟邪”就代表了不可限量的神性与能力。而玉辟邪，整体接近直角三角形的构图，营造出辟邪向前跳跃的动态感，加上圆形雕刻型态，都反映了当时玉雕技术与艺术性，确实达到某种高峰。
东汉“玉辟邪”，反映了当时玉雕技术与艺术性，确实达到某种高峰。(江昭伦摄)
异文化冲击 玉器发展缤纷多元
中国玉器发展的脉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曾一度低缓无力，隋、唐开始，汉人与外来不同民族接触，透过不同文化冲击、交融，隋、唐、五代以至于宋、辽、金、元的八百年期间，中国玉器发展出现重大转折，让玉文化广纳更缤纷的内容。蔡庆良：‘(原音)我们都知道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因为汉代外交制策或民族政策，游牧民族慢慢到长城以南，所以慢慢融合起来，正史叫五胡乱华，正史的观点，事实上就是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它显现在玉器上，所以玉器上就会出现不同题材，我们在这个时代就会看到不同文化的技巧，不同文化题材，不同文化的目的。所以你会看到唐代，一般人为唐代认为鲜卑族、突厥都有，所以你会看到胡人做玉器、跳舞的题材。’
受到多元文化冲击，隋、唐开始玉器有了外来民族的元素加入。(江昭伦摄)
这阶段时期的玉器出现大量以自然花卉、鸟兽、人物为主题的写实象生之作，消费对象也开始普及到普通市民，文房用具也可见玉雕作品， 特别是到了宋代，文人情趣兴盛，玉雕在陈设与赏玩之馀，也有象征意义。
一件刻意染色的玉荷叶杯，叶缘弯曲起皱，代表当时雕刻技艺成熟细腻，也被认为传达宋代文人惆怅不得志却又不放弃理想的象征意义。
一只刻意染色的玉荷叶杯，就被认为传达宋代文人惆怅不得志却又不放弃理想的象征意义。(江昭伦摄)
而传统文化中，以玉为沟通人神媒介，表彰道统的象征观念，依旧贯穿不同朝代，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举行封禅大典时的祝祷文“禅地祗玉册”，就是典型例子，也是文化部认定的国宝之一。
蔡庆良：‘(原音)所以你看这个禅地玉册是皇帝跟地祇神的悄悄话，他写的隶书，只有一个是写楷书，在哪里写呢？在第三简，最下面写“隆基”，隆基是谁？李隆基，唐玄宗，他自称嗣天子臣，我是天子底下的臣子，叫做隆基。所以你看他怎么样抬到前面呢？你看下面他写说，“敢昭告于”谁？皇地祇，地神，皇地祇马上跟到这一简最上面，所以它为什么重要，这代表了法统的象征，补足了历史上非常重要缺失的文献，或者你可以比对文献，作为经传之阙如。’
以玉为沟通人神媒介，表彰道统的象征观念，贯穿中国不同朝代，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封禅大典时的祝祷文“禅地祗玉册”，就是典型例子。(江昭伦摄)
明清玉器发展彻底世俗化 制作工艺达颠峰
玉器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工艺又达到另一个高峰。明代玉器越到晚期，工艺发展越快速，人才辈出，玉雕名将陆子刚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有大量仿冒品出现。蔡庆良：‘(原音)就像今天一样商品化的时代，你买不同的产品。就像女士爱买化妆品 ，买包，什么牌子标准商品化时代，所以明代晚期就出现重要著名的大匠师陆子刚，因为他实在太有名，只要他落款就身价百倍，所以你看后面就有他的签名，所以你听到“子刚牌”、“子刚款”，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因为缺乏明确知道 这就是陆子刚作品，仿的人太多，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哪个是仿品、原作，我们很难判断，不是很难判断，是无从确认。’
陆子刚是明代玉雕行业的翘楚，上下百年无敌手，有“子刚死，技亦不传”之说。当时即有大量仿冒品出现。(江昭伦摄)
到了清代，玉器可说彻底世俗化。蔡庆良说，各式各样造型精美的玉雕大量出现，品种与数量相当繁多，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市场需要什么，就会有人做”，且为各阶层广泛使用。
乾隆皇帝本人，更是一位“爱玉成痴”的人，台北故宫院藏玉器有大半都是出自乾隆所藏，也因此清宫玉器做工之精，器形之多，超越中国历代。
乾隆自己则因为爱好赏玩古玉，因此也提倡仿制古玉。台北故宫院藏一件“白玉群兽插屏”，有祥云、有瑞兽、有神树，明显汉玉制式，正是乾隆仿古玉的代表，而实际上它是一个铜镜台座，白玉本体下方左右突起的圆雕鸟雀造型，则是为了放置铜镜之用，鸟雀局部还刻意染成棕褐色，以示其羽毛，呈现灵动感；看不见的木座背后，还设计了夹层，目的是为了收纳铜镜，可说巧思处处。
乾隆皇帝提倡仿制古玉，台北故宫院藏一件“白玉群兽插屏”，设计雕工处处可见巧思。(江昭伦摄)
也因为拥有自己的玉器审美观，乾隆本人还会评点他心中认为的玉器制作工艺好坏，他曾批评苏州、扬州玉工为了市场性而炫技，哗众取宠，制作玉器时不考虑功能，如制作香薰就不该全器用多层次镂空技法，以致无法盛放灰烬。
清代玉器发展已彻底世俗化，市场需要什么，就有人做。不过有时也过于炫技，乾隆就曾以香炉为例，批评玉工不该全器用多层次镂空技法，以致无法盛放灰烬，明显哗众取宠。(江昭伦摄)
蔡庆良指出，很多民众参观台北故宫玉器展，都偏好雕刻精美的作品，但事实上欣赏玉器，不要只是从自己主观美感出发，也必须了解每个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知道玉器在当时的功能以及重要性，也才能掌握玉器艺术之美，自然能感受得出中华“玉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