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期 巧夺天工，代言王权
中国从夏商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从夏王朝代建立伊始，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及国家共同体的稳定、发展，此一时期，中国巨型玉雕上被强行“刻”上王者意愿。原始宗教中为神服务的玉，也由此成为王者的代言。它标志着王玉时代的开始。
夏商玉器，造型古朴而纹饰狞厉。西周玉器受到《周礼》影响，既要强调等级化、规范化，还要表现“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东周迎来变革求新的局面，使玉器呈现出强烈的动感，充满张力之美。汉代人崇尚成仙思想，富有升仙色彩的玉器风靡一时。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兴盛，人们热衷打造各类材质的佛造像，以求心灵获得超脱。
汤自把钺伐昆吾
“玉”字是象形字，从字意看，似乎与王者有关。早在商代的甲骨文、钟鼎文中，就是“玉”字出现。它“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就是说“玉”字像三块玉石，穿在了一根绳上。三玉之连，分别代表天、地、人三通。正如汉代学者董仲舒所言：“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玉”字在使用之初，是与“王”字相通。这正好吻合了帝王门的意愿。在夏商时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并集合了工艺、材质及内涵优势的玉，名副其实地成为王者权力、思想的象征。
刑天舞干戚”———夏商玉钺、玉戚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急剧增长，导致资源紧缺，部落与部落之间頻繁发生战争。诸如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顓顼与共工的战争等。这正是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年代。《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舞干戚”的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界所认可的夏代范畴，距今大约4000－3500年。考古工作者在其遗址发现了玉钺、玉戚，最早都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发展而来，只是后来由于功用的不同，才使器物在叫法与形状上有了区別。《尚书・顾命》载：“一人冕，执钺。”郑玄注：“钺，大斧。”石斧不仅威力大，而且用途广。最初，石斧作为工具、兵器，先民用它狩猎、砍砸树木，甚至用它防身自卫。在古人征服、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石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古人对其产生崇拜心理，它们逐渐成为神权的代表。
商代早期 玉戚 （长10.8厘米 刃宽 10厘米 厚 0.6厘米）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5号
“狞厉的美”，是后人对商代艺术的评价。商王朝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在原本充满原始自然美的造型艺术中，加上使人震慑、令人恐怖的设计元素，从而使得权杖器的审美精神，由新石器时代的自然单纯走向沉重神秘。
良渚文化 玉钺 （长 17.9厘米 上宽 14.4厘米 刃宽 16.8厘米 厚 0.6厘米）
商代晚期 玉兽面（高 3.5厘米 厚 0.5厘米） 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商代 青铜人面纹大钺 玉（高 3.5厘米 厚 0.5厘米） 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出土
此外，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也各藏有一件商代玉戚。前者所藏玉戚造型略呈椭圆形，中部有一大圆孔，后者玉戚为扁平长方形，上有一小圆孔。二者两侧均雕扉棱，各自表面还琢有兽面纹。兽面采用对称图式，均为浮雕而成，琢磨规整、精细，透出一种凝重威严的审美精神。玉戚上琢有扉棱，是夏商时期玉器的造型特点，但它却明显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神灵。玉钺、玉戚是王者的象征，在众多玉质礼器种属最高规格。因而在以王权为尊的西周社会，它们依然获得尊重。可见，进入天国的王侯，仍不肯放下神灵佑助的王者大权。
商代晚期 玉戚 （长15厘米 宽 14.7厘米 孔径 6.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商代晚期 玉戚 （长 8.3厘米 宽5.4厘米 厚 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一）一一夏商玉牙璋、玉刀、玉戈等
在商汤的时代，商人完成了灭夏立国的大业。当时，与商共存的方国尚有三干多。《诗经.商颂.殷武》中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言下之意，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从中透出商王的野心。为了征伐周边的方国，掠夺资源、扩大领地等，商王朝不断发动战争，导致商与其周边纠纷、战争不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征伐，成为商代国之大事，信鬼崇巫的商代帝王，事事都要先行占卜、祭祀，并用与之相配的玉权杖器祭祀各路神灵，求得保佑。商代历时五百余年，历经商王几十位。时至今日，商代大墓大多都难逃被盗的厄运，仅有商代晚期妇好墓幸免于难。妇好既是女人，更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陪葬与军事有关的权杖器实属正常。非常难得的是，从妇好的墓中出土数量多、类别全的玉权杖器，有玉刀、玉戈、玉戚、玉钺、玉圭、玉匕等，精美程度非同寻常。代表了此一时期制玉的较高水平，也是研究商代权杖器文化的珍贵史料。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比妇好墓要早，出土的玉刀，也是一长边为双面刃，近刀背处饰神秘钻孔，有三孔、七孔不等，或含有某种巫术之意。但外形较为简单，大多呈长条梯形。若把刀刃部改琢到窄边一处，又能成为新的一种仪仗器—玉圭。可见古人是多么的智慧。实际上，商代早期就有玉圭使用，《周礼》中定圭为六瑞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更加盛行，并演变成国家间用于盟誓的重要礼器。
商代早期 玉圭 （长 21.1厘米 宽 6.4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河南省偃师
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多件玉戈，它们也属于权杖器。当然，以玉制成的戈，由于材质与思想的独特性，仍是一种为商王代言的神器，因而这类权杖器的规格很高，有的还运用了特殊工艺。即如河南省安阳出土的两件商代玉戈，一件采用了金镶玉的工艺制成，另一件在玉矛的铜骹上镶嵌绿松石，但矛的铜骹前端纹饰很特别，呈蛇头状，充满神秘感。
在夏商时期还有一类造型较为特殊的权杖器——牙璋。这类器物不仅体形硕大，造型还颇具神秘色彩。四川省三星堆文化，出土的一件玉牙璋，有人认为，这是鱼图腾对鸟图腾部落的征服的图像。在玉璋射部还饰有龙的鬣，暗含一种力量美，应该不乏征服的意味。然而，正是残酷的战争，引发了古人对祭祀活动的强烈需要，激发了夏商先民超凡的想象力及澎湃的创作激情，进而，造就了夏商艺术的大体量、大气魄的审美风尚。通过这些曾经岁月的见证者，佑助我们回溯历史，结识那些胸襟阔达、气魄豪迈的上古先民，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品味他们所创造的大气、古朴的艺术之美。
商代晚期 玉矛 （长 21厘米 铜骹长 12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河南省安阳大司空
商代晚期 玉牙璋 （长 38厘米 厚 0.6厘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四川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二）——商周玉工具
纺织业的进步，必与农业息息相关。商朝统治者对农业、手工业非常重视。纺织业、农业与手工艺术的顺利发展，都离不开得心应手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还出土圆形玉纺轮，一根长棍从中穿过，琢磨精细，造型简洁，体现出实用的特点。妇好墓出土一件玉纺轮和玉璧虎型刻刀，充分体现出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艺术精神。《说文》曰：“觹，佩角，锐端可以解结。” 说明在没有文字出现时，古人结绳以记事，为了解开绳结，发明了觹。
古人认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神玉的佑助，才使商王朝有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总之，在功用上，玉质工具有别于木、铜等制器。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鬼而后礼”的商王朝，它们作为神器的功用，既可代言王权，沟通神人关系，也可用于强化统治及礼祭众神，以求风调雨顺，丰收丰产，获得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商代晚期 玉跪人 （高 7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河南省安阳市妇好
商代晚期 玉纺轮 （直径 5厘米 厚 0.7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河南省安阳
商代晚期 玉璧虎形刻刀（长 5.1厘米 刃宽 1厘米）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
商代晚期 玉觹 （长 6.1厘米 柄长 2.9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河南省安阳
商代晚期 玉弦纹刻刀 （长 9.1厘米 刃宽 0.8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河南
商代晚期 玉锄（长20.5厘米 宽 9.6厘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四川省广汉
“饕餮”率民以事神——王者“符号”
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它们深受商周王室的青睐，被当做王权与神权合一的“符号”，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它们曾是良渚时期巫祝的象征。饕餮是一个杂糅的形象，它是提取了诸如牛、羊、蛇、鸟等各种动物特点的集合体。饕餮纹是王者符号，仅归王者“御用”，把饕餮纹铺天盖地地“印”在所有玉神器上，就是为了使人充分相信，商王才是替天行道的人间最大主宰者，是人神合一的化身。玉钺，是王者最大权利的象征；玉兵器用于指挥争霸；若想风调雨顺、丰收丰产，还要祭祀玉工具。因而饕餮纹，也就成为代言王者与神灵沟通的使者“符号”。除了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加强人间统治，“饕餮”还被用来主宰阴间一切事物。商代，贵族间流行一种残酷的人祭现象。商代晚期以后，用活人活畜祭祀的现象逐渐减少，代之以陶俑、玉人、玉牺牲等。无论人间阴间，借助牺牲的神性，去强化自己的统治力量，饕餮纹成为替商代统治者呐喊“万物有灵”“率民事神”的最强音，也成为商代王者至高权利的象征。
商代晚期 玉长方牌形饰（长 8.9厘米 宽 4.8厘米 厚 0.5厘米）河南省安阳市高楼庄后
商代晚期 玉韘 （高3.8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河南省安阳
商代晚期 彩石玉人 （通高 11.5厘米 高 8.7厘米 厚 0.8厘米）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
人兽母题—--人神合一的商周玉饰
《左传》中记载，东夷集团的后裔称其远祖少昊氏部族，是一个以众多鸟类为图腾的部落联合体。商族，正是东夷鸟夷的一支。《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鸟生，在甲骨文中，其祖先王亥就是神鸟合一的形象。所以商人以鸟为图腾。商朝五百余年间，与周边战争纠纷不断，既为兼并外族，也为维护商王的统治，商人不遗余力地借助自然界中最强大的神力，用以体现“崇神尚力”的王者思想，还把它们注入艺术创作中。因而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饕餮纹及各类奇禽异兽，无不给人以深刻印象,鹰纹既为其中一种。商代玉雕中鹰的形象较多，在商代人的心目中，鹰就是神鸟，神鹰是商朝人最强大的守护神，它也是人神合一的商王的化身。
商代晚期 玉鹦鹉（长12.5厘米 厚 0.4厘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河南省安阳市
商代玉器中的一类“人兽母题”作品，应该就是此一思想的代表。在商代艺术品中，那些神情狞厉的饕餮纹（兽面纹），永远处于作品中心或者显赫位置，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王者“统治”这一主题。在作品比例分配上，鹰居中上部占作品大部分，臣民位居底部或处于一隅，体现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上下、臣服的不平等关系，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强权思想。
借助各种动物神的力量，达到与上天沟通,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玉雕创作传统，后被商朝先民所继承。总之，这类作品明显含有统治与被统治的思想，都是王权、神权精神的综合体现。这种“人兽母题”的艺术形式，在西周玉器中也时有出现，但与商代作品风格不同，从西周的作品中的人物看出表情不狞厉，人与龙比例和谐，精神一致。周人不信鬼神，更讲究与神和谐共处的态度，而且，还要借助温润典雅的宝玉，着意刻画、体现周人所提倡的一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
商代 黄玉鹰攫人首佩 （高 9.1厘米 宽 5.2厘米 厚 0.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 玉人首龙形佩（长 6.9厘米 宽 2.6厘米 厚 0.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商朝500多年，留下大墓无数。由于历经盗贼洗劫，如今已是十墓九空。妇好很幸运，她的墓葬从未被盗，留下随葬玉器755件。另据传说，周武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时，商纣王携带4000件玉器自焚。尽管如此，武王军队仍在商朝宫中掠走上万件玉器。不难想象，在周王朝之初，周人的很多用玉不仅沿用商代遗存，制玉工艺也受到商代玉雕的影响。妇好墓出土大量玉器的事实，也为我们了解商代玉器的实际数量，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此文出自于王亚民，秦伟所著《玉器的故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