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博大精深，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玉器不仅是古代艺术的杰出典范，同时还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人治玉历来秉承“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艺术理念，因此古代玉器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其间更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内涵。
玉雕渔翁就是明清时期常见的传统玉雕题材，尤其在清代中晚期较为盛行。
上海博物馆藏清代玉雕渔翁
坐落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的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清代玉雕渔翁。
这件玉雕渔翁工艺精湛传神，极具艺术感染力，主要塑造了一位捕到鱼后的渔翁形象，只见渔翁头顶草帽、身披蓑衣、腰挎鱼蒌，手中抓着捕到的鱼喜笑颜开。
这件清代玉雕作品对渔翁表情细节的刻画尤为生动，作者准确地捕捉到渔翁捕到鱼获后情不自禁、喜笑颜开的生动瞬间，从而将渔翁欢喜愉悦的内心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甚至令观者都被其感染、为之动容。
这样强大的艺术表现力也赋予了这件玉雕人物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灵魂，因此这件玉雕渔翁堪称清代玉雕人物中难得的艺术珍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清代玉雕在制作完成之后，受特定历史时期治玉理念的影响，还被施以“提油”工艺仿古作旧，从而在渔翁身上人为制作出“牛毛纹”和色沁，这也是清代收藏热潮中特定的时代产物。
所谓的玉器“提油”，是指将琢制好的玉器用火烤等方法高温加热，同时用颜料对玉器进行染色，因为玉器经高温后冷却会产生细微的裂纹，此时颜料便渗入到玉石肌理当中，从而产生沁色或牛毛纹等古旧特征。
上海博物馆藏清代玉雕渔翁
上海博物馆藏清代玉雕渔翁（背部）
除了这件玉雕渔翁之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清代玉雕渔翁。
该渔翁为青白玉材质，刻画了一位站立渔翁的形象，渔翁同样是头顶草帽、腰挎鱼蒌，手中抓着刚刚捕获的鱼，表情同样是喜悦愉快。
这两件玉雕渔翁尽管形象有别，但总体上看人物表情非常相似，均采用比较写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渔翁的面部特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玉雕渔翁
而这种人物写实的玉雕手法，主要受十八世纪后西方绘画的影响，人物塑造犹如立体肖像画，这也是清代玉雕人物的特有的工艺特征之一。
之所以玉雕渔翁在明清之际较为流行，一方面是受清中期玉器巅峰的推动，清代玉器无论工艺还是题材，都出现了蓬勃兴盛的发展；另一方面受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极为推崇，因此许多传统题材和历史典故都出现在玉器当中。
清代玉雕母子摆件
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玉雕渔翁究竟有什么寓意内涵呢？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今天的人们对玉雕渔翁的寓意有着与时俱进的理解。一般来说，由于渔翁以捕鱼为业，而“鱼”谐音“余”，因此人们借渔翁捕鱼来比喻“有余”和“得利”，而玉雕渔翁就寓意生意兴旺、连连得利。
客观地讲，现代人对玉雕渔翁的诠释也无可厚非，这也时代文化的一种真实写照。但是如果从古人治玉“工必有意”的初衷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
事实上，和其他中国传统艺术人物一样，古代玉器中的渔翁也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
而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但和“发财致富”毫不相干，甚至二者完全背道而驰，是在反映古代君子雅士那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高风亮节。
历史上“渔翁”的原型源自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隐士严光。
严光像
严光（公元前39年—公元41年），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东汉著名隐士。
严光少年时就才高八斗很有名气，而且还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兼好友。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曾先后多次聘请严光出来作官，换句话说，只要严光愿意，荣华富贵的锦绣前程只日可待。但是严光却偏偏“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他视富贵如浮云，非但不愿做官，而且为了谢绝皇帝的屡次邀请，甚至宁愿隐姓埋名，从此隐居富春山。
汉光武帝刘秀
严光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倍受历代文人称誉。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感慨之余曾作《严先生祠堂记》，其中更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赞誉之词。
由于严光隐居富春山时“远性风疏，山林长往”，经常身披羊裘，泛舟垂钓，因此后世将其塑造成一位高风亮节的捕渔仙翁形象，这就是古代玉器中“渔翁”的历史原型。
国画作品中的严光
综上所述，盛行于明清时期的玉雕渔翁，其创作初衷并非仅仅寓意着“财富有余”，而是古人对君子不慕富贵、安贫乐道高尚情操的精神宏扬，这种玉器上的人文内涵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风尚的具体体现。
无论是上海博物馆这件清代玉雕渔翁还是其他古代渔翁形象，在它们杰出的艺术成就背后都蕴含着厚重的传统文化精髓。对这些玉文化遗存的正确解读，既是对古代玉器卓越艺术成就的肯定和致敬，也是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