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0多年，常州青城墩遗址重回考古学界视野。如果说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那么崧泽文化则是良渚文化的直接源头，而青城墩遗址恰好处于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早中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同一族群的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两大灿烂的文化类型在此无缝对接。
青城墩遗址是环太湖地区5500年至5300年之间等级最高的遗址，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龙虽只有指甲盖大小，却是长江以南已发现的最早的玉龙之一，也是其中尺寸最大的，见证了中华大地上各文化圈交流、融合，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第一龙”。
从崧泽到良渚，玉龙现身文化转折期
11日，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青城墩是一个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大土墩，距地面高度接近6米。考古领队、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郑铎告诉记者：“这么大的土墩，是崧泽和良渚的先民们在平地上堆筑起来的。在那个没有机械设备也没有青铜器或铁器的年代，人们只有石头和木头制作的工具，全凭肩扛手提，这在当时是一项巨大工程。”爬上土墩，只见一个个考古探方内有清晰的墓葬遗迹，墓坑内有一些残破的红陶和灰陶器物，更为珍贵的玉器则早已被取回考古所进行整理和保护。
这并不是青城墩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早在1978年，考古人员曾对青城墩局部进行过发掘，出土了崧泽文化遗物20余件，后来修路又切掉了土墩西部，那里出土了良渚文化早中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等文物。”郑铎说，“此后30多年间，青城墩遗址并未再引起考古界过多关注。”
从2017年起，为配合常州市漕上路工程建设，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组织联合考古队，对青城墩遗址进行科学发掘。郑铎指着其中一座墓葬说：“玉龙就是在这座71号墓里出土的，以这座墓主人为代表的贵族群体，应该是整个族群的掌控者。”
考古表明，崧泽文化时期的先民在这里堆筑了东西两个大土台，其中西侧土台用黄土分四次筑成，东侧土台的顶部则有意做成正方形。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以西侧土台为基础，向北不断扩建加高，经两次堆筑，最终形成一个大型土墩。在整个遗址内，考古人员共发现崧泽文化墓葬11座、房址4座，良渚文化墓葬7座、房址2座，出土文物包括石制的钺、锛、刀等，陶制的鼎、豆、壶、罐、杯、大口尊等，最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各种玉璜、玉管饰、玉琮、玉镯、玉冠状饰、玉瑗等，代表了当时的工艺制作水平和社会审美水准。
在常州市博物馆展厅里，青城墩71号墓出土的玉龙正在展出。它的直径只有1.2厘米，借助放大镜，玉龙的细节可以被清晰呈现。玉龙的头部有既长且宽并上翘的吻、一双突出浑圆的眼睛，龙头后面还有两只角贴在颈背上，龙身则卷曲成一个玉环，这条被设计得抽象而写意的龙，是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最具审美价值、制作工艺最为高超的艺术品之一。
谁掌握了龙，就成了神的代言人
历经5000多年时光，71号墓墓主人的骨骼早已腐朽，江南地区的酸性土壤和多雨的气候非常不利于人骨的保存，但是包裹釉质的牙齿是人体最坚固的部位，可以最大程度抵抗时间的侵蚀。正是由于几颗残存的牙齿，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下葬时头南脚北，而玉龙则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
浙江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告诉记者，在同时期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中，龙纹都与先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而玉器则是信仰的载体。良渚被认为是一个古国，维系这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就是玉礼器，人们通过制作和分配形制统一的玉琮、玉钺等礼器维护共同的信仰，区分人的等级和地位，确立所有人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从而把人们凝聚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就是玉龙等器物对于远古社会的精神价值。
那么，玉龙对它的拥有者又有什么意义呢?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原主任宋建表示，玉龙并不是普通的装饰物，它代表着神权，拥有玉龙表明自己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自己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意义非凡。就像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一样，“为神代言”往往衍生出对族群的统治权。至于这只玉龙的主人只是代表神秘力量的巫师，与其他部落首领共同分配权力，还是集神权、军权甚至财权为一体的最高统治者，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这既为未来的研究留下探索的方向，也给人们留下了想像的空间。
把这只玉龙放在整个青城墩遗址考古的大背景下，考古学家们看到的是中华文明的种种源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在接受采访时对青城墩遗址作了更宏观的解读：
后来的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江南地区流行在人工堆筑的高台上修建墓地和祭台，这个传统源自崧泽文化，在此之前先民们都是在自然山岗上进行营建;
在土墩下，先民们开挖了宽达18—20米的环壕，距中心土墩200米处还有一道宽50—60米的环壕，被环壕包围的高台上出现了夯打的地面——如果把环壕里的土堆筑在环壕内侧，并加以夯筑就形成了最初的城墙，可以说开挖环壕与筑城只有一步之遥;
以玉龙为代表的玉礼器，后来演变为良渚文化以玉琮、玉钺为代表的信仰和权力体系，这个体系维护了区域文化的统一，进而在后世形成中国特有的玉文化;
包括71号墓在内的多座墓葬使用棺材并撒有朱砂，尤其是116号墓有清晰的内棺外椁痕迹，这种棺椁制度被后世所承袭……
林留根说：“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正是中华文明从孕育到形成的关键时期。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并作为一个重要源头最终汇入中华大地文化交流融合的浩荡洪流中，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最终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5000多年前，苏南曾是江南“文化高地”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接受采访时说：“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轰动世界，但那已经是良渚文化较晚的辉煌时期，学术界目前非常关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何从平等社会进入贫富分化的阶层社会的，这是当地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时期，时间大约在距今5800年至5300年之间。青城墩遗址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当时玉龙的制作、墓葬大小等地位差别已经显现，那500年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演进最重要的一环。”
在他看来，距今5800年至5300年之间，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覆盖的区域内，江苏南部是长三角地区社会分化最明显、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浙江地区尚未发现同时期与青城墩同样发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5000年以降，以浙北的良渚古城为代表，掀起了文明发展的新高潮，而在良渚古城最为兴盛时期，以常州寺墩为代表，江苏南部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
北京大学玉器保护与检测分析小组对青城墩玉器进行了检测分析。项目成员庄丽娜研究员表示，从崧泽文化过渡到良渚文化，青城墩的先民们使用的软玉化学成分一致，这说明玉料来源很单一。良渚时期出现了玉冠状饰和玉琮，这与良渚古城遗址群一致，但是良渚古城流行的玉髓珠，却在青城墩消失了。青城墩遗址的玉琮制作工艺与良渚古城不一致，很可能是本地生产而非从良渚古城“引进”的，同时高等级玉器产品比较缺乏。这让人猜测，在良渚文化时期，青城墩遗址在区域内的地位并不太高。
这些信息还告诉我们什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学界推测，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惟一的中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首都，在那里生产的玉琮等高等级玉器被分配到各地，有点类似于颁发某种认证证书，以实现政治支配。然而青城墩考古表明，这里的玉料来源、器物制作和演变都是独立的，这里的权力体系并非来自良渚古国的授权，也就是说两地之间并非是从属关系。”综合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常州的青城墩遗址和寺墩遗址等多处考古信息，专家们倾向于认为，良渚古国不是大一统格局，而是多中心的，有点类似于有共同信仰的部落联盟，在太湖以北的苏南地区，有相对独立而连续的发展脉络，存在一个以寺墩遗址为中心的“文化高地”。
龙从北方来，融入江南文化基因
当先民们在青城墩遗址周边繁衍生息的时候，龙形象在中国北方并不鲜见，然而龙一旦过了长江，却变成了“小不点”。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龙，直径基本在1厘米左右。据统计，良渚遗址群官井头、余杭后头山、海宁皇坟头、海盐仙坛庙、桐乡普安桥、常熟罗墩、昆山赵陵山等遗址均有玉龙出土，虽然数量不多，但出土地域非常广阔，而且普遍有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让人联想起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神人兽面纹。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当时的先民们一定有特别的好奇心，他们处在蒙昧与文明的临界线上，瞪大了眼睛想观察并参透天地万物、宇宙洪荒。
这些玉龙是吸收、融合了北方龙文化的产物。在史前遗址如同满天星斗的中华大地上，龙的形象频繁出现，辨识度很高。林留根向记者介绍了此前和同时期龙形象的分布：
距今8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先民们在聚落中心的广场上，用红褐色砾石堆砌成20米长的龙;
距今6000年的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先民们用鹅卵石摆出一条4.5米长的龙，龙身呈波浪状如同腾云驾雾;
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处墓地里，先民们用蚌壳摆出与人同高的龙和虎;
距今五六千年的内蒙古赤峰市，先民们制作了大名鼎鼎的C形玉龙，鹿眼、蛇身、猪鼻、马鬃的形态特征表明龙形象已经成熟;
距今5500年至5300年间的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扁环状玉龙首尾相连，头生两角，嘴、鼻、眼皆以阴刻雕刻……
正是先民们在青城墩遗址生活的短短两百年左右，来自北方的龙文化传播到长江以南，并迅速在环太湖地区流行，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一只玉龙折射的，是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互动。今天人们往往觉得5000多年前不同地区的人们彼此隔绝，没有往来，然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不同地区的器物交流距离之长、互动之频繁、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像，中华文明正是因为这种大融合，才迸发出强大的活力，爆发出璀璨的光彩，并最终在5000年前完成了从蒙昧到文明的历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