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以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被封为一等勇毅侯，为清代文人封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卒谥为文正，《清史稿》卷四百五有传。
曾国藩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无论在政治、军事、学术、洋务等方面皆有建树，被称为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他在清朝由盛转衰，面临危亡之际，挽狂澜于既倒，平定天下；他励精图治，敏于天下事功，开办江南制造局，为洋务运动先驱；他知人善任，慧眼识英，以推举天下才俊为己任，李鸿章、李榕皆出其门下。其论学崇尚程朱理学，兼擅文章考据，博稽汉宋，为桐城派巨擘。清史传论评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也是一位褒贬不一颇具争议的人物。“誉之则为贤相，谳之则为元凶。”近年来，史学界对曾国藩研究的深入，对他历史功过是非评价渐趋客观。站在不同的历史立场，看待曾国藩便自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与结论，因而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应本着历史的态度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曾国藩以文治武功名世，书法实乃余事。“传世也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挥，未尝稍懈。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马宗霍《霎岳楼笔谈》）曾国藩自述学书云：“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又云：“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此种审美价值取向，明显表现出时代书法审美影响的痕迹。身处成、同碑学大播之际，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碑学之沾溉，但作为庙堂重臣，正统的书法审美趣尚也同时左右着他，使其不可能轻易寄兴于民间化北碑趣味，率尔染指。因而他选择欧阳询、李北海、柳公权便具有权宜之计，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碑之刚健；至于取法赵子昂、董其昌，则为皇家正统趣味之感染。这种审美选择也颇为合乎曾国藩处世做人之道，外圆内方，汩于世情而内坚操守。应该说，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其书沉郁雄挫，骨力内蕴而不失遒媚。更为可贵的是，其书作风格不拘，在庙堂气中保持着多样化的风格面目。取法的书家也不限于欧阳询、柳公权、李北海、褚遂良、黄山谷、赵孟烦，而是转益多师，博涉为优，于颜鲁公、何绍基皆有采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