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玉镂空花薰
在中华灿烂的琢玉历史中，苏州琢玉工艺历来以技艺精熟、造型新颖著称。据宋代《吴郡志》载，早在唐、五代时期，苏州就有琢玉的工坊和知名艺人了，到了元明时期技艺更加纯熟。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载：“良匠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巧妙的工匠促使苏州玉雕具有玉质柔润、雕凿细腻、造型优美、纹饰丰富、薄厚均匀等工艺风格。
苏州玉雕蓬勃发展的趋势在明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高潮，出现了享誉全国的苏州琢玉名师陆子刚，其技艺高超，为文人徐渭、张岱等推崇，被誉为“吴中绝技”。从此，苏州玉雕正式成为中国玉雕最高工艺的代表，而苏州玉雕工艺由工匠的迁徙传播至北京皇宫，辅助促成清宫玉雕风格由北方浑厚、古朴的风格向南北融合之风转变。
苏州琢玉吸引清宫关注
苏州玉雕工艺经过明代的急剧发展，到了清初，已至臻完善。工艺材料、工具逐渐明确，工艺流程逐渐规制，工艺特征逐渐突显。苏州琢玉工艺流程繁多、精细谨慎，一般而言，一件苏州玉雕的制作分为制作解玉砂、粗雕、细雕、抛光四步。苏州玉雕的精美工艺吸引了清朝皇室的关注，由此引发了苏州工匠大规模北上制玉的现象。
清代苏州玉雕的发展较明代而言存在更多优势，首先是玉料的充足供应。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将和田地区划入版图，玉料可以保持充足的供应，对清代玉雕产业的发展无疑为一大有利因素。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为采玉设和阗办事大臣，由皇亲国戚担任。此后和田玉大量开采，虽然清政府设办事大臣将玉器开采后直接运往京师，但走私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乾隆后期，朝廷开始打击走私，“1779年在阿克苏截获了走私玉石四千三百八十二斤十五两，其中楂子玉(即山料玉)四千三百三十五斤三两，子玉四十七斤八两，山料玉与子玉之比为91比1。”(详见林永匡、王熹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仅1779年一年，阿克苏一地就查获了4000多斤和田玉料，可以想象和田玉料在当时是以多么巨大的量进入内地。和田玉料的输入使苏州琢玉有了良好的基础，不但使苏州琢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更通过对大量玉料的雕琢促进苏州琢玉技术的发展。
清乾隆 玉狗
另一方面，工匠组织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明代苏州玉匠均为匠户，一日为匠，世代为匠。清入关以来为争取民心取缔匠户制度，之后“苏州的琢玉均为个体小手工业，主要以个体手工作坊为主，这种作坊都是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商品生产者，自产自销”(参见钱静著《苏州玉器工艺的传承研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苏州琢玉工匠人数越来越多。“溯自前清时代，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
工匠组织也由传统的家庭、师徒发展到行业工会，行会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行业规则、整合行业内资源、避免恶意竞争、保护本行业经济利益并办理同业善举，在清代手工业行会中还需要同行之间均摊官府差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州创立玉业公所。
“太平天国后，同业又通过捐资组织建立了同业公会称为珠晶玉业公会，地点在周王庙。”(参见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印的《苏州工艺美术》)光绪时此公会又改称为宝珠公所，周王庙玉业公所对各工坊业主、工匠的凝聚力很大。据《宝珠公所设立万年台木位，黄祝山英洋捐入公所碑》可知，一位黄姓坊主因无家人继承财产，便将身边所有财物变卖成洋钱用以玉业公所购买房产。在玉业公所的领导下，苏州琢玉行业在清乾嘉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
专诸巷益出妙手
明清以来，中国有三大玉雕产地：苏州、扬州、北京。北京承袭元代宫廷琢玉基础，形成雍容大气的玉雕风格。在明代，著名琢玉大师陆子刚据传被征入宫为皇家琢玉(参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留下一批精美的玉器。可以说，此时苏州的顶级玉雕工艺就已经出现在北京皇室，并且受到皇家的青睐，但其工艺是否传到北京玉雕界，尚缺乏佐证资料。清代初期，苏州专诸巷已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已出现“光玉行”“打眼行”等明确的专业作坊，沙沙的琢玉之声昼夜不停，乾隆帝曾写诗称赞说：“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碾琢的玉器，器身柔和莹润犹如小儿肌肤，造型优美别致，轮廓清晰，胎厚薄均匀，玲珑剔透工艺奇巧，清代宫中的传世精品多出于此。
清宫皇室对玉器等特种工艺十分重视，自然对苏州玉雕青睐有加，苏州玉工开始进入内廷并主导玉器的设计与制作。清雍正初年，宫廷在造办处设玉作，下令征调苏州玉匠到宫中供职，并令苏州织造官员把好的玉料送往北京。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建如意馆，苏州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还担负为造办处加工玉器的任务。
苏州玉匠姚宗仁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当时任江西督陶官的年羹尧选派进京，是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内府玉雕的关键代表人物，很多重要的玉器由他设计、画样。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太监张明交青玉一块，由姚宗仁画样。十六日，姚宗仁画得凫罇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乾隆初期和田产玉基地尚未获得，玉料较少，内府造办处的玉雕作坊规模有限，画出重要玉器的图样后，还得交给苏州织造，让其在苏州找工匠制作。
“三月初一日，如意馆持出青玉一块，弘历谕交织造图拉办做。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织造图拉送到青玉凫罇一件呈进讫。”(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这件凫罇从设计到完成用了整整六年零九个月，耗时极长，这里面有来回运输的时间、有制作的时间，还有可能存在每制作完一个步骤就要进宫展览的时间。由于这种模式的效率低下，有时清廷干脆向苏州织造直派做玉活计，这样连玉带工都由当地包办。如“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将‘考古图’二本交与安宁、图拉，按图上选定的玉辟邪、玉马、玉仙人等共六件，要他们寻好玉工勉力照图上记载的尺寸，各仿旧做一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由档案可以看出，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已有了自己的玉作为皇家琢碾玉器，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道光年间，由于国力衰微，玉器制作大为减少，但代表皇家道统的玉宝、玉册还是由苏州玉器作坊承做。而到了光绪时期，“皇帝的御用宝三十五方，也是交苏州织造刻做的。”(参见杨伯达著《清代宫廷玉器》)正是因为有清一代，苏州成为皇家玉雕制作的中心，苏州玉雕的发展更加迅速，商号众多，成为全国最大的玉雕制作、销售地。
清中期 和田玉桥形笔架
苏工北上助力宫廷玉雕
清乾隆初年，玉雕制作上仍沿袭明代玉雕的特点，变化缓慢，但逐渐形成苏州碾玉技艺与宫廷趣味融合的新风格。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和田玉料大量输入内府，造办处急需扩张人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玉雕需求。根据笔者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的统计发现，雍正、乾隆时期，档案所见的从苏州征调来的玉雕工匠有27人，雍正时期有顾继臣、顾耀宗父子二人及姚宗仁，顾氏虽然是以雕砚台的工匠入选内府，但也经常参与玉器雕刻。而苏州玉匠朱彩、金振寰、顾觐光等被征调入宫，共有24人。这些苏州玉匠为内务府造办处以及圆明园如意馆玉作的玉雕作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造办处生产的玉雕从质量乃至数量上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另外，由于原料优异、图样精美、帝王的审美情趣也加入其中，这些玉雕的工艺水准甚至超过了苏州玉雕。
除了常驻造办处或者如意馆玉作的苏州玉匠外，有时因特殊需要玉雕人员会猛增，如乾隆四十四年为太庙新制一色玉的玉宝、玉册十六份，临时从苏州调京玉工两批共十六人，用一年时间刻汉字四千余、满字八千余。征调苏州玉匠是因为乾隆帝认为苏州玉工技术“精练”，北京刻手“草率”。
乾隆皇帝对苏州玉匠的高度评价经常出现于苏州玉匠雕刻的清宫玉器。比如清乾隆和田玉刻诗碗外壁琢惜书乾隆御题诗：“谁云山苇逊水丘，看此双盂本一盂。质拟羊脂昆峤韫，珍因鼠窃峪关趋。市讥簿示权怀罪，庭献那忧卞泣诛。吴匠不教施俗样，考工聊命述淳模。水天圆月光相哄，樽俎宾筵礼或殊。读史误如浮夫白，定当持赠蜀人苏。”
清乾隆 玉双人耳盂
其中“吴匠不教施俗样”是指苏州玉雕工匠并不因循守旧，在玉雕工艺上能够创新，雕刻出别具一格的玉器。苏州玉匠的创新不止一例，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玉器中，有一件以巧雕著名的作品清乾隆桐荫仕女玉山，其玉质洁白，如同羊脂，带有橙色皮质，采用立体圆雕的手法将庭园、门洞，两扇活动的门、相互窥望的两位仕女雕刻等栩栩如生。玉器利用皮色雕成桐树垂檐、湖石抱柱，山背芭蕉丛生。蕉荫下有石台、石座。设计巧妙、雕工细腻、色彩和谐、比例适度，立体感强，描绘了江南优美的庭园景色。在器物的另一侧有弘历皇帝的御识：“和阗贡玉，规其中作碗。吴工就余材琢成是图。既无弃物，且完璞云。御识。”由乾隆皇帝等人的题识可知，这件玉器是利用玉材中心挖去碗后的剩料，由苏州玉工加以精心巧妙的设计琢制而成。
乾隆皇帝在位60余年，苏州玉雕工匠始终主导着宫廷治玉的作坊，雕刻出了大量具有苏式玉雕工艺特点以及江南风情的作品。
苏州玉雕经历代发展，到了清代初年，已经形成了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准与规模化的玉雕从业集群。这些为苏州玉雕工艺的对外输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由于皇帝雅好、宫廷对精美玉器的需求持续上涨，苏州成为皇家采购和定制玉器的不二之选。
清乾隆 玉刻诗大碗
乾隆年间，玉料的充足供应以及皇帝生活的极端奢侈，宫廷除了向苏州继续采购玉器外，多次从苏州征调玉雕良匠来充实宫廷造办处以及圆明园如意馆玉作，在这一过程中，苏州玉雕以其精美绝伦的工艺风格，受到皇帝的赞扬和喜爱，其工艺、样式、风格等玉雕元素开始在皇家乃至京师范围传播。尤其是宫廷玉雕，乾隆之后的宫廷玉雕始终带有浓厚的苏式风格，而精美巧思的苏式玉雕与大气雍容的北京玉雕共同形成了在中国皇家玉雕历史中数量最多、器型最丰富、工艺最精美的清宫玉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