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
巴林草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北部，“巴林”一语源出蒙古巴林部，在《蒙古秘史》中，“巴林”作“巴阿邻”，《元史》则作“八邻”。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巴林草原史前玉器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为兴隆洼文化阶段，距今约8200—7200年;红山文化阶段，距今约6500—5000年。由此，巴林草原史前玉器成为探索中华八千年玉文化起源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物质载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玉器起源与最新证据
洪格力图是一处积石冢性质的墓地，分布在山丘的顶部，南距西拉沐沦河北岸约4.5公里。1997年8月，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和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其中一座石棺墓内发现7件玉玦，器体均呈环状，一侧有一道窄缺口，均用黄绿色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通体抛光。最为奇特的是，同出一墓的这7件玉玦由小到大可排列成一组，最小的一件外径为1.25厘米，最大的一件外径为5.1厘米。
这一发现在巴林草原乃至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史前玉器考古材料中前所未见，具有十分独特的学术价值。然而，关于洪格力图墓地的文化性质与年代问题，学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积石冢和石棺墓的形制看应属于红山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没有发现红山文化的陶器或陶片，从出土玉器的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技术风格看，可断定为是兴隆洼文化。
为了进一步核实并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及出土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2015年8月，应巴林右旗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邀请，笔者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同仁联合对洪格力图积石冢进行了实地调查。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到兴隆洼文化筒形陶罐的腹部残片，器表施横排压划短斜线交叉纹，而未见红山文化或其他相关考古学文化的陶片。
这一发现至关重要，是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及出土玉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直接证据。兴隆洼文化晚期的陶器外壁主要施压印之字形纹饰，而洪格力图地表采集陶片外表则施以横排压划短斜线交叉纹，这是兴隆洼文化早、中期陶罐腹部所施的典型纹饰。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早、中期，距今约8200—7500年，从而为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在巴林草原找到了直接源头。与此同时，洪格力图墓地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为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选料精良，以黄绿色透闪石软玉为主，掌握了切割、抛光、钻孔等玉雕工艺技术，尤其是以砂石为介质的线切割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古代东亚地区史前玉文化交流圈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兴隆洼文化的玉玦常成对出现在墓主人的耳部，无疑是墓主人生前佩戴在耳部的装饰品，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已知年代最古老的玉耳饰。
除具有耳部装饰功能外，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玦还被赋予了以下两种特殊的功能：一种是以玉示目功能。兴隆沟遗址四号居室墓葬内发现的一件玉玦嵌入墓主人的右眼眶内，此类用玉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次发现，应起到以玉示目的独特作用。由此，可联想到辽宁省朝阳市牛梁河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红山文化陶塑女神头像，眼眶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应看作是对兴隆洼文化以玉示目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升华。另一种是具有礼器的功能。前文所述洪格力图一座墓葬内所出土的7件玉玦，由小到大排列为一组，显然不是直接佩戴在双耳部位的装饰品，应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无疑是作为礼器使用的，由此也奠定了巴林草原史前玉器在中国玉文化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
玉器发展与文明标志
那斯台遗址地处西拉沐沦河北部重要支流查干沐沦河西岸的高台地上，南距西拉沐沦河北岸约14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考古发现抹有白灰面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围壕残段，应是西拉沐沦河北部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最为重要的是，在那斯台遗址共采集、征集到近百件红山文化玉器，这是目前所知西拉沐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
通常情况下，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以牛河梁遗址最具代表性，近年朝阳半拉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主要集中在积石冢石棺墓内。而那斯台遗址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均明确出自居住址内，对充分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以及确立那斯台遗址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那斯台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内涵、特征及文化价值，2017年9月，我们再次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同仁一起对这批玉器的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进行观察并绘制素描图和线图，初步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选料精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部分玉器的表面留有红褐色石皮，所用玉料应来自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的细玉沟。直到今天，在岫岩细玉沟东侧的白沙河河谷底部及两岸的一级阶地泥砂砾石层中仍出有该种玉料，俗称为岫岩“河磨玉”，是岫岩玉中品质最高、价格最贵且最为稀有的玉料。
尽管在巴林右旗、敖汉旗、朝阳一带已发现透闪石软玉的线索，红山文化玉器群中也有部分器类是用当地玉料雕琢而成的，但以那斯台为代表的高等级的核心遗址和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所出的典型玉器，均采用岫岩透闪石“河磨玉”雕琢而成。可见，红山文化先民辨识、精选玉料的能力与今人没有显著的区别。
其二，那斯台遗址出土动物造型的玉器选料精良，雕工精湛，气韵生动，神态逼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是巴林草原史前玉器造型和雕琢工艺技术取得飞跃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那斯台遗址出土玉龙1件，头部略大，面部清晰，双耳呈圆弧状竖起，身体蜷曲，尾端渐细，首、尾分开，但相距较近，颈部有1个对钻的小圆孔。这条玉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双目炯炯有神，呈圆形，明显向外凸鼓，这是红山文化晚期玉龙造型的典型特征之一，对后世玉龙的造型影响深远。二里头遗址出土一条用绿松石片镶嵌的龙，以玉示目，呈圆形凸鼓，其传承和演变轨迹清晰。
那斯台遗址共出土玉蚕4件，无论选料还是雕工均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遗憾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未予以足够重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从造型特征和器体大小看，这4件玉蚕可明确分成两对。较大的一对玉蚕呈圆柱状，头部端面雕琢出圆形双目，尾端呈圆弧状内收，微微翘起，腹部有4道规整的凸棱纹，蚕体有横、纵向钻孔各1道，呈“十”字形交汇。蚕体长9.3厘米。略小的一对玉蚕呈扁柱体，头部端面雕琢更加精细，圆目外鼓，尾端内收，呈尖弧状，明显上翘，腹部施凸棱纹，仅有横向钻孔。蚕体长7.3—7.8厘米。
柞蚕和桑蚕分别为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两大蚕种，其丝茧均为我国丝绸纺织的重要原料。那斯台遗址出土的4件红山文化玉蚕，其原型应为柞蚕蛹。通过与真实的柞蚕蛹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较小的一对玉蚕更具写实性。红山文化玉蚕的发现与确认，对于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史前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斯台遗址出土的1件玉鸮和2件玉鹰，雕琢精细，技艺高超，栩栩如生。相对比而言，新西兰人的“阿图阿”是某种神或祖先的灵魂，常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每一个萨摩亚人都有单独的护身符，这种神具有鳗、鲨、狗、龟等动物的形象。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的玉器的内涵和功能需要借鉴相关民族学材料进行深入探讨。
从那斯台遗址出土红山文化陶器类型和彩陶纹样特征看，应属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该阶段是包括巴林草原在内的整个西辽河上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迎来重大变革的时期，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发展成熟，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等级制度确立，红山文明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红山文化时期孕育成熟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思想观念，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延续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通过对巴林草原史前玉器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红山文明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路的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