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义实施的大背景下，作为曾经欧亚大陆的商业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正被国人越来越多了解和接受。在这条如今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延展的大致范围之中，还存在着一条比之年代更为悠久，也更加触动华夏族最原始信仰媒介的廊道——玉石之路。
自1877年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进行命名以来，在西方的历史学界，“丝绸之路”几近被默认为中西方交流的象征和上古时代贸易的通道。但是李希霍芬毕竟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而并非杰出的人类学家;换言之，他并未揭开现象看本质——殊不知，在蔓延千里的丝绸古道之下，还有一条更为久远的玉石之路。而叶舒宪先生的《玉石之路踏查记》，即系统地阐释了“玉石之路”，可谓对于西域廊道的研究工作，有拨云见日之功。
该书仅有二十万字左右，薄薄两百多页，却凝结了作者从2012年至2014年整整两年间在西北地区考察的经历。其中包括论文、调查报告、散文、记录、随笔和访谈等，全景式展现出整个玉石之路踏查的过程。
以一个后辈的视角，愚以为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玉石之路踏查记》揭示了玉石之路这一更为久远的廊道及其背后的深远意义和巨大价值。正如书的封面图案所设计的：漫漫黄沙掩盖住了玉璧，恰好象征了今日“丝绸之路”大放异彩，而更伟大、更悠久的“玉石之路”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玉璧的开孔中又隐隐露出拱券式建筑的一角，表达出支撑起“玉石之路”的核心价值是其深远的文化内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推导逻辑，即“西域(西北地区)-玉石之路-文化”，这一逻辑在国家强调挖掘传统文化价值的今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玉石之路”的进一步研究价值还不仅限于此。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玉石是在青铜出现之前远古氏族部落之间长距离贸易活动的承载物。在这种情况下，玉，就成为了东亚各个种族迁徙、贸易、信仰，甚至彼此间相互征服与交融最好的见证者。其在种族迁徙、流变，原始经济模式，原始信仰等方面均具有研究价值。
提及原始信仰的问题，现今普遍认为是中国在道教产生之前不具有跨地域的普适性宗教。这一点或可以在玉石之路的考察中被推翻。在更早的时代，原始先民们根据玉石所建构的“玉教信仰”通过“玉石之路”东传，最终席卷如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只是这种宗教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对于它的传播历程，我们只能窥其大概;而对于它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却一无所知。这也是作者提出“玉石之路”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在文献和田野两个路径下继续推进的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玉石之路”的发掘，或可以回答一个困扰亚洲文化研究界多年的谜题，即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发生与传播的?其与近东以及西方的文明在初始时期有什么异同?如果能够解开这一问题，那么好比提纲挈领抓住了源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另外，在文明发生说这个问题上再进一步详谈个人在两个小视角上的思考。
其一是和中国本身的远古史有关。通过出土玉器可以看到，玉石之路发端于8000年之前，经过了4000年左右的时间统一了中国，而其最为活跃的运行时间是从远古一直到战国末期，并且其中从未出现过明显的中断。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测的夏朝年表，夏朝的起止时间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之间。这也就意味着玉石之路的运行和夏王朝存在着时间上的重叠。虽然夏王朝的统治范围比较靠近东方，从传播历程上来说触及这一地区的可能性不大，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在今日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大量贝币，甚至还有贝壳的替代品——铜贝。这说明夏朝已经存在相当规模的贸易。除此以外，二里头遗址还出现了简单的车，说明夏朝已经具备了进行跨地域贸易的条件。根据贸易的扩散性，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如下的假设：在夏朝对西方的贸易中，玉石文化随之传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后继之人能够按图索骥，沿着玉石之路一路往上回溯，发现夏王朝存在的铁证?这个问题关乎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其意义自不消赘述，但还是有待之后的研究。
其二则是和东亚带有一定普适性质的文明建构基础有关。现代人类学研究认为，凡一种文明的建构，其必有相应的建构基础。玉石之路的发现，已经能够充分证明了在东亚地区，玉石崇拜在文明的建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但是，这仅仅是解决了基础构建的“材料”问题，而构建的“模式”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现存的说法中，一种倾向于玉作为一种战略资源不断地进行运输和交流，通过东传的交流过程，东方的氏族部落开始受到玉教的“蒙化”，文明开始蔓延散布。在这一种假说中，玉文化以一种正面的形象出现;而另一种，则更加倾向于在一个原始部落对于另一个原始部落征服后，以玉为基础材料构建起一套凝固等级的制度，进而使得其统治地位合法化。在这样如海浪一般的过程中，玉文化以一种“征服-同化”的形象被传播开来，最终席卷整个东亚大陆。
深夜读完全书，作者的朴实治学的精神让我这一后辈深深地感动。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打通中西，并在三个传统之下展开。
第一个传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朴学”传统。自顾炎武开创“朴学”传统，首倡亲身实践的治学方式以来，其间几经波折，乾嘉学派的兴起、晚清民初学术派别的虚耗、抗战时期的浩劫、文革的破坏，使得“朴学”的传统屡遭冲击。虽有“顾炎武-乾嘉-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徐中舒、孙作云”等人的谱系传承，但这种传统至今亦遭凋零。《玉石之路踏查记》这本书，是作者亲身探访的总结报告，也是作者重新弘扬朴实学风的实践。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提到的：学者不应该仅仅关注文字的“小传统”，更应该关注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大传统”，方能在“山穷水尽”之处见到“柳暗花明”。
第二个传统是中国人类学、民俗学自民国以来发展至今的脉络，尤其是在20世纪末叶人文社科学科迎来的“人类学转向”。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书中已经给出了范例：即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文献、社会调查、田野、仪器测定等手段和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政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来进一步整合出一种能够适用于各种环境、各种课题的研究方式。
第三个传统是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互融和西方学术思维的“中国化”。自荣格、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弗雷泽等人的学术说传入，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开始，如何将之“本土化”，运用到以中国本土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在对于“玉石”文化内质探索的过程中，作者采用了涉及玉石的神话传说作为研究的材料，这与弗雷泽对于“金枝”的研究思路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而到了“西玉东输”和“西佛东传”的比较研究中，作者使用的方法又带有一定结构主义的影子。这种探索，是对于西学东渐的一种理性反思。
基于这三种传统，作者叶舒宪先生提出了“多重证据法”，即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思路上，在加上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的资料，将多门学科予以打通，综合使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学术论证的方法论。《玉石之路踏查记》，可以说是一种实践。
《玉石之路踏查记》告别了单一的考察报告，而是通过多种文体的拼合，全方位地展现出作者考察“玉石之路”的心路历程，堪称全景式的展现出一个21世纪的学者与这条几千年前的古老廊道的互动。其中有感慨、有痛心，也有欢喜，更有迷惑。可以说，“玉石之路”被作者亲身踏查，被《玉石之路踏查记》得以呈现，本身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条古代的运输和文化交流的廊道，更是连接着千年之后的今人，进而使得今人和古人，甚至和那些遥远的时代得以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
这种对话的关系是如此重要，因为如果仅仅是对于文字“小传统”的历史的考察也好，对于出土物的考察也罢，其都无法接近最真实的历史。虽然我们心下明白，历史不可能回到那个发生或者发展的时间点，但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真实”，成为古往今来无数学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自从上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兴起后，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人类学界都越来越关注“人”在历史发展和人类演进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因为一切的历史都是由“人”建构的，故而没有一段历史是纯客观的存在，而多少会带有“人”的温情。如果今人在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反而以冷冰冰的手段或眼光去看待它，那么它一定不会显示出它的最本来的面目来。
但是要达成这一点谈何容易，而《玉石之路踏查记》恰恰就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范式：在我们面对一段“温情”看似已经熄灭的历史或者文物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用今人的“温情”来去和它对话，让它“说话”，去沉浸式地进入那个语境或者是场域，来发现其背后的那个“真”。
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提出了“河处昆仑”和“玉出昆仑”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学术上的意义书中已经详细探讨，在此我不作添足之笔。我只是觉得，“玉出昆仑”的背后，是作者叶舒宪为学的“昆仑”默默支撑，在这个领域中继续勇为前驱。而作为后辈，当真应该为学而宗昆仑之高，早日将我们自己民族这一最了不起的廊道，让世人知晓。
